来源： 质化研究  胡洁

田野,是人类学学科中常见的一个名词；口述史方法则来自于历史学。二种相似的研究方法可能让新入门的质性研究者混淆。作者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比较，为我们厘清了口述史与田野访谈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异同。

作者：胡洁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社会学界一直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区分,这种区分,主要是根据研究资料和操作方法的不同。定量研究所倚赖的资料是数据,操作方法上运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定性研究相对来说复杂一些,不像定量研究那样有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更因为具有很强的“手工性”而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1如果从基本特征的角度,一般将定性研究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其一专注文本的研究,比如内容分析以及信件、日记与档案研究;其二实地调查或称田野研究。而实地研究或田野研究常被认为是更具有社会学特征的研究。在众多深入实地的具体研究方法里,田野访谈法又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孙立平和郭于华联袂主持了“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这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最具历史感、与革命研究最具亲合性的研究方向,其研究特色鲜明、影响巨大”。2在国内社会学界中,口述史研究方法由此正式与社会学产生勾连,并由此出现了一批运用口述史方法做出的非常优秀且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研究成果。3不过,就口述史方法在国内社会学界中的地位而言,很多人还是将其仅仅看成是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某种借用,并不承认口述史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独立地位。现今流行的诸多社会学方法方面的书籍在介绍定性研究方法时,并没有明确地将口述史归于其中;同时在当前缤纷繁杂的社会学研究论文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为口述史方法在社会学学科中“正名”的方法类论文。当然,口述史一直难以在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的诸多类别中独立门户,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口述史的具体操作方法与开篇提及的田野访谈法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口述史方法实际就是访谈法的一种。4这样说来似乎有理,二者的确都是运用访谈的形式进行研究资料的收集,但是仅仅形式上的相似并不能够抹平两种研究方法的实质差异。我们认为,如果要为口述史在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中谋求一个独立的地位,就必须厘清口述史与田野访谈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异同。接下来,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两种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比较:包括田野访谈法和口述史方法的学科起源;两种研究方法的研究导向;以及个体在两种研究方法中的地位差异。

01

人类学的田野与历史学的口述

田野,是人类学学科中常见的一个名词,人类学做研究的过程一般也称为做田野研究(field work)或田野调查。但在20世纪以前,人类学家大多并不从事田野调查,他们主要通过前人撰写的各类资料进行研究——俗称“扶手椅”中的人类学家。20世纪以后,田野调查逐渐成为人类学的常规研究方法,并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形成了一套基本的研究范式。今天我们所谓的田野调查,指的即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5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类学家要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空间与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的需求、社会如何构成。”6这一要求提出并强调了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三大特征:实地参与性、严格的时空范围,以及对整体的关照。

从学科体系上看,社会学与人类学具有很强的学术渊源,而社会学的田野访谈就来源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这种人类学家原先用于研究原始部落的研究方法,后因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及雷德菲尔德等人的研究实现的对现代人类学“文野之别”的历史性跨越,7而逐渐被社会学家借用来研究本族文化和现代社会。相比人类学而言,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对“参与性”与时间的周期性要求不高,在正式的访谈之前,研究者常常会围绕研究主题设计一个相对完整的访谈大纲,在有限的时间里围绕核心议题展开田野访谈,而对主题之外的问题则不会太过关注。因此,就田野访谈而言,人类学一般采用更松散的“非结构式访谈”,而社会学则更青睐于更为严谨的“结构式访谈”。

口述,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递信息和记载历史的方式,人类在文字发明之前,就已经有口口相传的叙述传统。通过这种叙述,早期的人类完成了对历史的记载和传承。然而,自19世纪末日耳曼科学历史学派提倡“独尊史料”以降,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就将一切不够“客观”的材料排斥在外,而将历史研究限于明确可考的档案和文献史料,口述历史则根本无法进入传统的历史学殿堂。变化始于20世纪中期。194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发表评论:“我们以往认定的历史……都只是形式化的正史,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我将记录下一般平民大众的非正式历史”。1948年,阿兰·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口述史的方法记录美国政商界和社会名流的记忆。至此,“口述历史在世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自成一家,类有所属”,8并以其特有的生动性和鲜活性被冠以“会说话的历史学研究”。9

在历史学界之外,口述史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被社会科学界所采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口述作为一种个人叙说,内容上不仅包括具体的事件和行为,同时也包含了叙述者本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诠释,口述史的内容兼具事件和意义的双重特征。从这一层含义来说,口述史就绝不仅仅只是历史。更进一步说,口述所展现的也许并非是真正发生的事情,确切的说,口述呈现出来的是个人对过去的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也许经过修饰,参和了个人的认同感、价值观;这种记忆也许因为历时久远经受了遗忘、拼接和再记忆,是一种记忆再现,或许真实,或许带有虚饰的成分。在社会学界有关记忆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延续哈布瓦赫开创的集体记忆范式,认为“一切记忆都是集体塑造和社会建构的产物”。从这个层面来说,口述史与社会学之间似乎更具亲和性。

口述史方法来自于历史学,但当下运用口述史方法进行的研究,早已超越了单单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诉求。社会学对口述史方法的运用,在于通过对个人生命史及集体记忆的挖掘,揭开事实背后的真实,去理解特定环境中的个体记忆和社会认同,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与社会记忆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口述史方法就是研究者通过与亲历者的口述访谈,获得亲历者对过去发生的真实经历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深刻地认识与理解过去。

02

核心问题与历史脉络

不同的学科渊源决定了上述两种方法的研究视角是不一样的,源起于人类学的田野访谈法经社会学的改造后主要面向现实的维度,而源起于历史学的口述史方法自然面向的是历史的维度。田野访谈法适用于对当下具体问题的研究,访谈的前期准备、提纲设计和访谈过程都是围绕具体的研究问题展开的,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空范围内对某一问题进行横向切面式的探究;而口述史方法中的个人生命史是访谈的基本脉络,研究者通过这一脉络倾听历史的声音并与自己的研究对接,是通过对个人生命史的探索对研究问题进行纵向的延伸。就两种方法的研究路径而言,前者侧重于“共时态”,后者侧重于“历时态”。

(一)研究路径:共时态的关注与历时态的梳理

社会学诞生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照,并且迄今为止,社会学也从来没有脱离过其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联。马林洛夫斯基曾强调,田野调查要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开展研究。因此,作为传统的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的田野访谈法,一直以来都侧重于对某一个时点、特别是当下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进行田野访谈时,一般以具体问题为核心,研究者围绕该问题的相关方面设计一套访谈提纲,就像以核心问题为圆心,其他访谈提纲涉及的问题则一起构成了一个圆,或者是一个面。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为“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这一研究主题开展田野访谈,一般会以“社会心态”这一核心问题为圆心,设计社会心态的组成、特征、影响因素、未来发展趋势等各方面的问题,访谈的过程也会围绕社会心态的这些方面开展。在不做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一般的社会学田野访谈所关注的都是共时态向度,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面,而这个面是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的面,是对某一问题在特定时间时点下的横向剖析。

与关注共时态的田野访谈不同,口述史访谈最核心的要义在于采集个人生命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史侧重的是对个人生命历程历时态的梳理。如果我们将个人视为一个点,口述史所收集的资料不再是以点为核心的一个面,而是将这个点延伸为一条纵向的线,即个人的生命史或生活史。对历史向度的关照,是口述史自形成之初就具备的显著特征。通过对被访者个人生命史的梳理,社会学对自己的研究主题进行回应。例如我们刚刚完成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就是立足于通过对亲历者的口述历史的记录和分析,以分别实现对生活事件、生命历程、社会记忆和文明逻辑这些研究主题的关照和回应。

(二)访谈形式:问答与倾听

问题导向与历史导向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研究方法的访谈形式也存在区别。在田野访谈中,研究者需要获得被访者对相关研究问题的回答,采取的访谈形式主要是“提问+回答”;而口述史访谈中,研究者需要获得被访者真实的、完整的个人生命史,因而更倾向于采用“倾听+观察”的方式。

田野访谈一般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在田野访谈前期,研究者会围绕研究主题设计一个访谈提纲,上面罗列了研究者希望了解的问题。在具体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会根据访谈提纲上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询问被访者。一般来说,问题问完了,访谈也就随即宣告结束。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的提问环节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成功的田野访谈过程表面上看应该是一场融洽的聊天,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问题恰当地融入在聊天的过程中,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需要的答案。研究者的提问不应带有导向性,并且应该简单明了让被访者能迅速领会问题要旨,从而从被访者那里获得切题的回答。

相比而言,口述史访谈过程中的提问就少得多,主要是一个被访者述说、研究者倾听的过程,倾听亲历者讲述个人的生平经历、对历史的描述和个人感受。口述史访谈中,研究者的提问(或者说插话)尽可能要少,而且一般不是抛出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更多时候是一种引导。研究者说话的时机一般发生在被访者过于纠缠于某一个细节导致讲述无法获得进展,或是被访者思维过于跳跃遗漏了某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或历史事件之时,此时研究者就需要发挥主动权,尽量控制好被访者讲述的节奏和方向。除了仔细的倾听,口述史访谈中研究者还要注意观察,对被访者在讲述过程中流露出的表情、情绪起伏、语气用词应格外关注。一方面,这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个人情感为研究者后续的提问(包括提问内容和提问技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另一方面,这些谈话内容之外的“副产品”和内容本身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一个有经验的研究者,往往可以通过这些细微的变化,去推论被访者的述说是否有隐瞒、是否有不便述说的可能。在后期进行口述史整理时,这些谈话内容之外的“信息”都应被适当地标注在整理稿中,这样的口述史文档会更具真实性、更具有价值。

03

抽象化的个体与具象化的生命体

仔细的倾听和认真的观察都体现了口述史访谈中对被访者述说的重视,相比较而言,田野访谈中被访者似乎只需要回答问题,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情绪情感似乎并不被研究者所关注。而如果我们放眼访谈前、中、后的全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被访者在这两种方法的整个实施过程中都被“区别对待”了。在田野访谈开始之前,研究者会围绕研究问题进行资料查阅、访谈提纲设计等准备工作,但是一般不会对被访者进行深入的了解;田野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主要就研究问题与被访者进行交流,但对被访者个人的背景、经历往往不会过多探寻;在最后的访谈资料整理时,被访者的真实姓名不会出现在文档中,每一个被访者都是以编号的形式出现。而在口述史访谈之前,研究者除了对相关议题的资料进行查阅、设计访谈提纲之外,还需要重点去了解被访者的个人信息;口述史访谈过程中,被访者的个人生命史是访谈内容的重点,被访者的个人经历、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都是研究者需要去重点采集的内容;在访谈资料的整理中,被访者的真实姓名、详细信息都应被准确地记录在案。

以上罗列的是田野访谈和口述史访谈中被访者的不同境遇,这种不同境遇向我们传递了一种信息,在两种研究方法中被访者所具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田野访谈中,被访者作为抽象的社会成员出现,意义和价值在于为研究问题提供个案,至于其本人的人生过往于研究而言并不重要。而在口述史访谈中,被访者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出现的,他的个人生命史就是研究的重要素材。对个体的关注与否折射出两种研究方法不同的方法论取向,前者体现了社会学整体主义取向,后者体现了社会学个体主义取向。

(一)方法论取向: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以孔德、涂尔干、帕森斯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提倡整体主义,他们认为,社会整体高于个体,强调超个人的社会秩序和结构,把社会看作是外在于和超个体的实体。10在整体主义方法论那里,个体从来就不是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点。回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田野访谈主要关注研究者所关注的某一主题所涉及的内容,并通过对研究主题的讨论得到关于社会事实的一般认识和理解。在这里,被访者个人不是访谈的主要关注点,而他所表达的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更为重要。当然,田野访谈的过程中也会收集被访者的个人信息,比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但这些个人信息只是作为一种客观指标被记载。特别是被访者的姓名,在田野访谈中,一般不会被记录,有时为了后期行文的方便,会给被访者一个代号。研究者和被访者是相互陌生的,这种陌生感一直存在,并不随访谈的进行而消减,访谈前彼此是陌生人,访谈后依旧是陌生人。在这里,个体是抽象的人,具体是张三还是李四对研究并没有实质的影响。

个体主义方法论则主张,社会现象最终只能通过个人以及有关个人的事实来解释。秉持个体主义立场的韦伯就认为,个体是分析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有个人,才是社会学所理解的有意向的活动的承担者”。11“社会学也只能够通过使用一种严格的个体主义方法,通过对一种或多种、少数或多数个体的行动的了解而运作起来”。12口述史遵循的是典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取向,无论是对个人生命史的挖掘,还是对某一段历史中个人经历和个人感受的研究,个体始终是研究的主体,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不曾缺席。如果说田野访谈中,被访者是被抽象化的个体,那么口述史访谈中,被访者则是清晰而又具体的生命体。对个体的极大关注,决定了口述史访谈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是被访者个人在进行生命史的陈述。而要获得详实又真实的个人生命史资料,研究者就要尽可能地通过前期的沟通,用访谈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打消被访者的顾虑,让被访者打开心扉,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相对于田野访谈,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更加亲近。

(二)价值与情感取向:中立与偏好

谈到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与情感带入问题自然就呈现出来,而价值与情感取向的不同,也是田野访谈和口述史采集的一个重要区别之处。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普遍强调价值中立的原则,韦伯认为,应该在经验科学和价值判断之间划清界线。在他博大精深的社会学方法论体系中,价值中立原则是他学术立场的基础。这里需要提一句的是,对价值中立原则的坚持不代表研究者无视价值和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就韦伯本人而言,他一方面强调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不应受本人价值偏好的影响,一方面他又承认“研究者无法摆脱,或起码在选择课题时无法摆脱其自身价值及社会价值施与的影响”。13韦伯这里并没有完全排除价值判断对研究的作用,他认为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对选题有直接的影响,因为选择总与价值相关。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能因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情感因素,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即研究的过程或者对研究问题的解释应该遵循价值中立。在价值中立这一原则的要求下,规范的社会学训练都会要求研究者在做田野访谈的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情感无涉。虽然保持绝对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情感无涉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一方面这是秉持科学主义的社会学学科要求,研究者会有一定程度的学科自觉;另一方面,研究过程中被访者的抽象个体身份,也为研究者实现价值中立和情感无涉提供了可能。

在做口述史访谈的过程中,要做到价值中立,似乎就更加困难了。口述史的访谈内容涉及个人生命史,或对刚刚过去的某一段历史的回顾,被访者以亲历者身份讲述的内容相比于文献资料里的历史和故事,更加生动和形象,更加真实。而随着讲述的深入,被访者的个人经历、生命体会交织着情感,作为倾听一方的研究者的个人情绪很容易被带入,为被访者的情绪感染。因此,口述史访谈过程中要做到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情感无涉,往往更加困难。这也是口述史被认为容易受到价值判断和情感因素的干扰、受到社会学界非议的原因之一。但是,本文认为,这不是口述史的缺点,而正是口述史的一个特点。有学者认为,“口述历史工作的真谛,表面形式是访谈问答,深一层则是心灵会话。我们的目标是要引导对方勇敢、坦然、诚实、细致且自然地说出个人生平、社会经历、专业历练及心路历程”。14对于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而言,最迫切也是最重要的是,记录下被访者真实的个人经历、被访者对历史的态度和观点。因此,如果研究者能够在情感和价值上更靠近被访者,能够与被访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获得被访者真心的接纳,则更利于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和访谈的顺利进行。如前文所言,口述史研究中,个体一直是研究的主体,对个体的关注远远超越了一般社会学研究中个体所被赋予的抽象意义。不同于一般的田野访谈,口述史访谈对被访者生平、经历等私人问题都要做尽可能详尽的了解,而即使前期工作再详尽,再怎么说明我们的目的在于研究而不是窥探隐私,作为被访者对于这种“窥视”难免有防备心理。因此,要打消被访者的顾虑,尽可能地获得真实的、完整的信息,相比于社会科学研究所要求的一般意义上的情感或价值中立而言,情感或价值上的靠近也许更适合口述史研究。

我们从田野访谈法和口述史方法的不同学科起源、不同的研究导向,以及两种方法对个人的抽象抑或具体的处理三个方面,对田野访谈法和口述史方法的异同进行了梳理和比较。显然,在田野访谈法和口述史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口述史方法是对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众多类别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扩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口述史方法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纵向的、历史的视角和维度,以及一整套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第二,口述史方法中对个体的重视以及通过个人生命史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方式,为从微观角度入手从事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而这也是韦伯意义上从微观或个体的角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努力;最后,如果将口述史方法和田野访谈法相结合,即以研究主题为线索,贯穿个体的生命历程,将历史与主题融合起来,这样的研究应该会更加立体和丰富。

注释

1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018年第1期。

2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7期。

3其中包括方慧容的《“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应星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郭于华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等。

4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5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6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7周晓虹:《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8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9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10王宁:《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1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2Guenther Roth,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No.227,1976,p.306.

13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页。

14陈墨:《“心灵考古”:口述历史的方法与模式探索》,《当代电影》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