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出版 ，作者王润泽 李佳佳
摘要
“新闻价值”理念传入中国后，在适应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创造性地理解和发展出了中国化的新闻价值规范。在数字时代，新闻业由“固态化”向“液态化”转向，近期的人工智能现象级产品AIGC 更让机器成为了独立的传播者，传统的新闻规范受到多种因素冲击，因此，新闻价值需要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甚至更具想象空间的应用场景等多重维度重塑建构，形成一种新的新闻选择专业标准。
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3年16期
原题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解构与重构》
“新闻价值”作为新闻传播业的核心理念，有不同层面的理解。从广义上讲，“价值”作为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解决事物的存在和理念对于人的意义的问题。从这一层面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或新闻业对于社会不同层面和主体的价值，[1] 即新闻行业的功能宗旨对社会的意义，是新闻行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2] 从狭义的新闻文本或产品层面，对新闻价值展开研究，是以新闻为主体，研究构成新闻时需要的价值要素，是新闻工作者选择新闻的标准。对新闻价值的定义是基于职业新闻工作者的视角，体现为新闻职业性规范和专业理念的价值要素，[3]建构的是新闻产品的合法性。[4] 本文探讨的新闻价值理念主要是从狭义出发，也就是以广义新闻文本为主体，进行价值取向研究。
新闻价值要素的形成
西方学界的新闻价值要素理论源自实践，并有明显的发展过程。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价值是可以进行具象和量化的特征，即价值是“体现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将“价值”的定义直接置于新闻产品中，则衡量某件新闻产品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就是要看这件产品中体现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换言之，就是这个被报道的新闻事实中，凝聚了多少社会需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起受众的关注。
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证新闻价值理念的是美国新闻学者李普曼。他认为，事件中所蕴含的冲突点获得公众关注越多，事件的新闻价值就会越高。随后，系统提及了突发事件、地缘接近性、个人影响与冲突等新闻价值要素。[5] 此后，西方学术界对新闻价值的研究始终与新闻的实际操作紧密相连，其中对新闻价值中包含的因素作出开创性研究的是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和马里·霍姆博·鲁格（Mari Holmboe Ruge）。加尔通和鲁格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由 12 个因素组成的系统。他们以报纸和广播新闻为重点，设计了一个列表，描述了他们认为对新闻构建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其中包括周期性、重要性、清晰性、相关性、一致性、新鲜性、延续性、平衡性、地区显著性、人物显著性、个体性和负面性等。[6] 不过目前得到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还是美国学者希伯特和麦克道格尔提出的新闻价值“五要素”之说，包括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五要素”理论表明西方研究者大多认同新闻价值是包含在新闻文本和事实之中的，是被报道的新闻事实本身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体现。而同时研究者认为，受众是否对新闻中提供的信息感到满足也是衡量新闻价值大小的重要指标，这反映出学界对受众兴趣和心理的研究倾向，并把受众的接受和认可作为新闻价值的最高标准。[7] 从新闻价值“五要素”的确立，到在新闻行业的实际操作中逐渐普及，达成共识，标志着这些新闻要素成为了“新闻商品”是否能够成为商品的取舍标准，确立新闻产品合法性。[8]
中国特色新闻价值实践
从新闻实践的历史经验来看，新闻价值的确立不是新闻业发展进程中一蹴而就的产物。换句话说，报刊的成长发展史也是寻求新闻价值的实践史，它既是对现实新闻实践的反映，又是对传统新闻价值观念的扬弃。作为舶来品，建立在市场化、专业化基础上的西方新闻价值规范，在运用到中国的新闻宣传中时，不断被批判性地吸收，创造性地改良，以适应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以及思想环境。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之的《新民丛报》。在此阶段，梁启超提出了系统的新闻观念，其中包括合格新闻应该具有的要素，即新闻的标准 ：博、速、确、直、正。在中国，将新闻作为一个专业，从实践经验的视角对新闻价值进行探讨和总结，是以徐宝璜所著的《新闻学》为开端。徐宝璜在书中写道，“新闻价值，即注意人之多寡之问题也”。[9]徐宝璜认为，重要性越高的新闻，价值越大 ；时效性越强的新闻，价值越大 ；和受众距离越近，关联性越强的新闻，价值也就越大。而他提出的这些新闻价值要素，已经基本与西方的价值要素相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新闻宣传工作实践中，我国逐渐探索出基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观念，并在延安时期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10] 刊登在 1943 年 9 月 1 日《解放日报》上陆定一所写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开山之作《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在这里，陆定一从唯物论角度强调的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意味着新闻报道所遵循的新闻价值，是由客观事实来决定。[11] 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人民也是创造新闻价值的主体，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活动是为了实现并维护人民各项权益。[12]“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党报思想的提出，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党性原则的牢牢坚持，还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党与人民的紧密联系，[13] 从而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党报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人民日报》等创刊于延安时期的报刊，通过读者来信、通讯员，以及读报组等特有的新闻实践活动，发挥了新闻的“沟通”功能 ；而运用人民群众看得懂、能理解的话语，在革命时期，通过标语、口号、布告等传播手段宣传中央的政令，则集中体现了报纸的“教化”功能。在适应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党领导下的中国新闻业发展出以“沟通”和“教化”为重要新闻价值的新闻实践和理念。“沟通”和“教化”是新闻业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相碰撞的结果，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并为中国新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更契合东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秩序性特质。[14]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迅速，新闻实践在探索中不断改革创新。特别是 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相关会议也提到“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三条选择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标准，将党报的政治性质和党报的报纸属性有机结合了起来。[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新闻报道，都有导向，报什么、不报什么、怎么报都包含着立场、观点、态度”。[16] 他认为媒体应该把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7]
在中国，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念并没有被直接引用及照搬，而是在新闻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出了适应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及社会发展的新闻价值观念。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价值规范，是伴随着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形成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同时也尊重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
新闻价值要素的丰富与发展
实际上，目前世界范围内所通行的新闻价值要素，产生于印刷媒体占主流的传播时代。在电子媒体诞生后，新闻价值要素已经发生改变，但因为传统的价值要素的核心并没有受到根本性或颠覆性的挑战，因此新闻价值要素的理念依然屹立在新闻业核心知识体系中。
1920年，英国的马可尼开始了实验性广播。两年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第一家电台正式开始广播。1936年，英国第一家公共电视台在伦敦成立，这也被视为世界上第一家电视台。与传统的纸媒不同，电台有了声音，电视则更是有了声音和画面的双重加持，更能调动受众的情绪，唤醒受众的情感体验，从而在传播过程中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因此，在电视新闻的实践中，共情性也逐渐成为了衡量新闻价值大小的标准之一。对此，中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有西方学者曾经将电视剧和广告的播出效果，与观众的共情做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电视剧和广告越能带动观众的情绪，调动观众的情感，传播效果越好。在中国，有学者以电视新闻为研究对象，发现共情传播在受众情感的快速激发和高度聚焦上有着显著效果。[18]
显然，电台和电视的出现，丰富了信息传播的介质，而在新闻实践中，纸媒时代确立的新闻价值观念也依旧对电台和电视有着指导作用。虽然如此，随着电台及电视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新闻价值规范明显后劲不足，急需新的要素扩充。
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去年与中国学者的一场对话中表示，自己调研了周围人群对“什么是好的新闻报道”的看法，结果发现，价值的规范要素已经扩充，包括即时性、接近性、后果性、戏剧性、怪异性、冲突性，以及趣味性等。他认为，“在今天，新闻价值表现出的意涵是：故事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感人的、可怕的、能调动观众情感的故事”。[19] 新闻价值要素从传统的五要素到 N 要素，是随着新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丰富的，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和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考量了受众的需求变化，但本质上，还是以职业传播者为主体的，呈现出传者本位、职业本位色彩。[20]
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重构
科学技术是新闻业变革与发展的推动力。从印刷媒体占主流的大众传播时代，到以电台、电视台为主要媒介形态的电子媒体时代，再到现在的数字传媒时代，技术不仅是媒介形态演进的推动力，更是新闻观念、新闻规范等思想和理念发生变革的诱因。技术确实是新闻观念诞生与形成的重要条件，更是新闻观念得以演进与更新的重要动力。[21] 在印刷技术刚刚得以革新时，报纸的印刷效率显著提升，这为迅速传递交通、贸易等信息提供了可能，所以在当时，速度越快的新闻越有价值 ；而在媒介技术进入“电报时代”后，传播效率大大提升，新闻是否显著和重要受到读者重视。然而，随着传播技术的一次次突破，建立在工业化、专业化等大众传播时代基础上的传统新闻理论范式，在面对数字时代的研究对象时出现了解释乏力的困窘。[22]
“液化”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价值中的“参与性”
在数字媒体时代，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以及社会生产主体和关系都发生了变革，这也正在重新描绘着人类的空间观念，[23] 数字技术环境下，新闻的制作环境和实践主体都在“液化”。在工业时代，新闻的生产空间是稳定的“编辑部”“电视台”，但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新闻实践的场地已经“液化”到了任何一个流动的空间，商场、酒吧等任意一个场所，只要有新闻，拿起手机都可以制作并发布，新闻的生产空间边界被打破。在数字化传播下，新闻实践的主体也不再只是记者和编辑，任何人都可以介入信息的发布，都可以是内容生产者和消息传播者。
传统的新闻价值规范是在职业化、工业化的生产环境和方式中厘定的，但在数字技术下，这样的价值规范显然需要扩充。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已经不再适用于网络场景，而人人都可以拿起手机发布自认为具有价值的新闻，也使得新闻实践的主体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网络个体间的互动确定了在该语境中究竟什么是更有价值的新闻，进而形成一种既包括节点关系结构，也包括新闻内容本身的生态化的新闻价值评价系统。[24] 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下，新闻价值已经不能单单从新闻传播视角去研究，而应该放在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语境以及情感归属等空间下考量。
在互联网时代，媒体不仅要传递信息，还要让受众参与到新闻实践的过程中，这样才能保持媒体在新环境下的沟通优势。大众媒体传播成为了一种受众创造、参与，并可能形成社会话题的体验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发布后，受众是否愿意参与转发、讨论，以及参与后转发及讨论量的多少，都是衡量这条信息是否具有新闻价值的要素。以近年来《人民日报》新媒体端发布的内容为例，《中国一点都不能少》《中国 24 小时》《穿上军装》等融媒体创新报道较为准确地把握了用户的痛点、泪点、笑点，激发了用户的参与行为，相关内容产品的设计也体现出将参与性作为新闻价值判断的考量要素。
新闻价值判断中的产品思维与透明性原则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是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高度概括。他认为，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新方式，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在数字新闻时代，平台逻辑驱动的新闻产品化趋势令传统新闻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作为产品的新闻自身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媒介样态，新闻产品的外形特征、感官效果以及用户体验等都直接影响着新闻业的意义生产和与之相关的社会行为。
平台逻辑下的新闻生产体现出鲜明的产品化特点，新闻价值判断亦表现出产品化导向。为了更好地平衡产品化对于正向新闻价值的干扰，有学者倡导“透明性”理念用以修正可能的价值失范后果。面对数字时代新闻价值判断中的产品思维方式，对于透明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帮助新闻业维系其特有的文化权威地位。2001年，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所著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提出了新闻的“透明性”，认为媒体应该尽可能地透明公开报道动机。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让新闻透明成为了大势所趋，但这是否能在本质意义上增加新闻的价值，提高客观性，取决于媒介技术的发展程度与速度。[25]
数字新闻的情感转向与新闻价值的“共情性”
数字新闻业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情感化特征，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情感的关注是数字新闻业因应技术变迁而产生的一种结果。数字新闻业的情感转向与用户的亲密关系构建不可分割。用户会在特定的情感状态下开展新闻参与的实践，同时，新闻业情感转向的出现也受到互联网平台法则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以流量作为评判新闻产品效果的趋向下，新闻业的情感转向也唤起了学者对于新闻价值判断的重新审视。
数字新闻生态下的情感化叙事对于多元的用户与新闻业的关系有更强的包容性，情感化叙事与近些年强调的积极情感要素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不谋而合。[26] 在情感转向的背景下，倡导“共情性”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判断的一种取向。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n.Rogers）是美国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较早提出“共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在做心理辅导时，对倾诉者最好的反应就是把自己倾听后的感受传递给他们，这样可以让倾诉者放下恐惧和愤怒。“共情”是体验他人内心世界的方式，是换位到对方的情感世界中去体验他人情绪的能力，“共情”需要思考，包括产生的情感和非情感的结果。[27]“共情”理论运用到传播学中，衍生出了“共情传播”。正像前面提到过的，在电台和电视出现后，在声音和画面的双重冲击下，媒体在新闻制作过程中开始重视“共情”，以调动受众的情绪。
余论
新闻价值要素在新闻实践中被总结归纳，又被学术界理论升华，在新的技术革新下，新闻价值规范不断被业界和学术界研究探讨。中国的新闻价值规范在自主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新闻价值观念，而是在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的同时，创造性地理解和发展出了中国化的新闻价值规范。这种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价值规范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新闻价值体系。[28]
在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新闻价值始终是一个核心观念，即使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新闻价值也不会被抛弃，而只会随着新闻生产环境、生产主体以及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升华。伴随着技术的革新和新闻生产方式的变化，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正在经历再造过程，新闻价值也再度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在探讨过程中，无论概念如何更新，从本质上来说，新闻报道都是对事实的反映、陈述和传布，[29] 新闻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灵魂，[30] 在研究过程中，还是要回归到狭义的新闻价值本身，以新闻事实为主体，探究新闻价值的新标准。
新兴的技术给数字新闻实践和数字新闻学研究都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新闻产业的生产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因此，对新闻价值这样的核心概念和规范的研究，已经不能保守地在旧有的框架中探讨，而应该突破传统范式，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甚至更具想象空间的应用场景等多重维度重塑建构新闻价值理念。在传统的新闻价值受到技术、社会关系、受众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下，需要把技术、认知、情感等因素都纳入价值要素的考量中，形成一种新的媒体新闻选择的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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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润泽，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宣部马工程教材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工程教材修订版主持人。专职从事新闻传播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等多项；出版《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等著作十余部；主编“民国时期新闻史料”近亿字；在《新华文摘》《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
李佳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数字时代新闻价值新思考、香港传播研究等。曾为凤凰卫视香港总部高级记者，时事新闻节目主持人，跟随国家领导人外访采访，报道东盟峰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独家采访多名国际政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