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学说，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且通过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使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类文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并经历着不同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自然富源利用的范围和减低了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程度，但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必须注意保护自然环境，否则会给人类造成灾难。马克思、恩格斯的地理环境学说，深刻阐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其唯物史观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科学表述。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地理环境； 人类社会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自然环境、“自然条件” 这几个词往往同时交互使用而指同一概念，这就是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活动发生联系的种种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学说，是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人类生存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关注之焦点的今天，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问题的学说，尤具意义。
一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与地理环境这一矛盾体中，人类是居于主动和能动地位的。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是人类所从事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的场所和对象，人类社会的发展无疑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但马克思认为，人类并非是在那里完全被动地接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这一矛盾体的两个方面中，人类是居于主动和能动地位的。他在论述劳动过程问题时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并“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马克思：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人类为了生存，为了使自然界的物质变得适合自己的需要，而主动地作用于自然界，改造着自然界，与自然界建立了直接的、且日益紧密、日益广泛、日益复杂的联系。具体来说，人类为了生存，猎取禽兽，以其血肉充饥，皮毛御寒，进而驯化畜养；人类为了生存，采集野生果实，进而开垦土地，培育出可获丰收的谷物果品；人类为了生存，筑木石为屋宇，烧制黏土而成陶器，熔炼矿石而为金属器皿、工具。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明使人类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起来。今天，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与文明初期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但人类仍在为争取更美好的生活，继续不懈地探索自然，改造自然。
当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从而“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页]。人类正是在这个作用于自然界，改造着自然界的过程中，自己本身同时也被改变，体质在进化，并在生活、劳动于其中的某种具体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某种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是如此一种由人自身的主动活动引起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地理环境学说与近代西方学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及其他地理环境学说的重要区别。在波丹、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等人那里，无论是认为人类完全为气候条件所左右[波丹：《论共和国》，转见于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52——654页；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27、230、311页]，还是模糊地感觉到了地理环境中某些因素对于人类生产活动、社会生活的影响[黑格尔将世界上的地理环境分为三种类型：“1、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3、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并描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类社会不同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见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第132——135页]，都将这个影响过程描述为人类完全被动地在那里接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而没有认识到在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关系中，人的这种主动与能动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的地理环境学说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与地理环境的这种关系，这应当成为我们考察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关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
马克思、恩格斯将地理环境视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内部因素，而不是像后来某些人——如斯大林——所认为的的那样，仅是一种外部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唯心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是历史本身的重要内容。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的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这一社会的外部环境……”[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恩格斯在这里的阐述是明确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而地理环境是包括在这个经济关系之中的，是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基础”。
如何认识地理环境因素在经济关系中的具体作用和其所发挥的影响呢？马克思、恩格斯将地理环境视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参与者，是劳动过程的要素之一。恩格斯指出：“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 马克思则进一步指明劳动过程所具有的三个要素：“有目的的活劳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指的即是地理环境中的森林、土地、河流、矿藏等因素。作为劳动材料或劳动对象的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当然会影响到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对经济关系以至这一人类文明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指“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引者注）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那么，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某一地理环境对成长于其中的那个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情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进而决定那个人类文明的类型及其发展进程。
马克思在论述人类文明初期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问题的时候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但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们只能因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形成自己的物质生产的类型和具体的内容及方式。如，生活在大河流域的人们，因其自然条件，往往主要从事农耕，多成为农业民族（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代中国等）；生活在草原、高原地带的人们，因其自然条件，主要从事畜牧业，多成为游牧民族（如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而生活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腓尼基人，则因其自然条件，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同时，手工业、商业也比较发达。马克思在论述公社所有制问题时指出：“不管怎样，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即对于部落所居住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就是说，用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4页]。这里，马克思在分析决定公社或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各种因素时，对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这些地理环境因素给以重要的地位。恩格斯则指出：“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0页]。且不论恩格斯关于东方民族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具体结论如何，这段话足以表明，他认为，在古代社会，地理环境状况对形成何种土地所有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恩格斯在对古代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时指出：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在在可供人类利用的动物、植物资源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欧洲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在美洲大陆，在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玉蜀黍。自然条件的这些差异，使这两个大陆形成了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0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他们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地理环境因素通过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而实现的，作为劳动对象，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物质生产活动的类型、方式等 ，并通过决定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影响到这一人类文明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此，世界各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就使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产生了许多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如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古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印第安人文明等。在最先产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之前，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基本上是“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这就不能不带有文明初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具有各自特征的社会生活所打上的深刻的烙印。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地理环境学说中的重要思想。这可以说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与近代西方学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学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看到了气候、土壤、地理位置这些物质世界因素对于人类社会所具有的重大影响，但由于其仍然受着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不懂得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决定着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实践活动，因而也无法认识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发生联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人类主要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只是肤浅地认为地理环境因素作用于人们的心理状态与气质性格，人们不同的心理状态与气质性格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生活，因而未能正确说明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参见拙文《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历史教学》1994年第3期]。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特别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正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发生了最直接、最主要的联系，地理环境因素作为生产过程之一的劳动对象，在人类文明初期，对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产生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并通过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及整个社会以后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学说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是其唯物史观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科学表述，这也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
同一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地理环境学说中的又一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地理环境中的同一种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人类社会产生着不同的影响。马克思指出：“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在人类文明初期，地理环境中可以直接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那些因素（富源），如动物、植物、土壤等，比金属、煤炭、石油等矿藏这些“劳动资料的富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较大的、更直接的影响；而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这类富源的影响就让位于“劳动资料的富源”了。
例如，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地方，沙漠面积较大，土壤贫瘠，可供人类利用的动物、植物的品种和数量较少，但其地下埋藏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在其发展的初期，土壤的状况、地面上的植物、动物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决定了这一人类共同体的生活面貌及其社会发展的进程；但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石油成为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的这个阶段，这些在地下沉默了千万年的自然富源，就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某些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因之迅速崛起，社会生活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恩格斯也注意到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中的这一现象，他在述及英国工业发展情况时指出：“随着蒸汽机的出现，英国的丰富的煤藏第一次成了重要的东西；只是在现在机器的生产才开始萌芽，而对铁矿的注意也随着加强了，因为铁矿是给这种生产提供原料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1页]。正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煤、石油、天然气等，这些在地下沉睡了千万年，在人类文明发展初期基本上“靠边站”的地理环境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而且，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大自然的秘密愈来愈多地向人类展示出来，原子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等这些以往并没有对于人类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或没有为人类所认识和利用的自然条件，开始进入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参见章清：《自然环境：历史制约与制约历史》，《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
同一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还表现在， 同一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于人类制约的程度不同、方式不同。如前所述，在人类文明初期，主要由于人类自身物质生产能力的低下，地理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的制约程度是很高的，或者可以说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依赖性是很强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人类只能利用地理环境提供给人们的那些现成的条件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如生活在草原或高原或其他牛、羊等动物资源较多的地区的人们，只能主要以狩猎为生，进而进化到从事畜牧业；生活于大河流域的人们只能主要从事农业。而且从事畜牧业的人们，也仅限于驯养、放牧那些本地区业已存在的动物品种，并基本上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农业民族也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培育、种植当地的自然条件能提供的作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可以改造草场，部分地以至完全改变游牧生活；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可以修建水利灌溉系统，提高农作物产量，治理盐碱荒滩以扩大耕种面积。而无论从事农业或畜牧业的人们，都可以从别的地区引进优良品种，改良当地的品种，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逐渐摆脱原来那种完全依赖现成的自然条件的状态。
手工业中的情况亦如此。手工业的部分原料是农业、畜牧业提供的，所以在人类文明初期，各地区手工业的状况，部分地由这一地区人类共同体所从事的是农业还是畜牧业，以及其农业或畜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决定。如果说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还是间接的，那么，世界各地区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在更大程度上直接地由地理环境所能充分提供的材料是铁、铜、金、银，还是木材、大理石、黏土等等而决定。在蒸汽机出现之前，欧洲纺织工场的动力曾主要是水，所以其工场的场址必须设在河流的沿岸，靠水利推动的磨坊当然也只能如此，风磨的使用则要受到天气情况的很大限制。随着蒸汽机、内燃机、电和电机的发明与使用，随着大规模长途运输工具的发明和运输系统的建立，人们在某些方面逐渐摆脱了河流、风力及本地的矿藏等自然条件的制约，或者说减低了对这些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 。由于汽车、铁路、航空技术的发展，历史上曾极大影响着不同地区人类交往的一些地理环境因素，如山脉、海洋、河流、沙漠和戈壁等，其对于人类交往的阻碍作用或人类在交往中对其依赖的程度都在日益减小。[ 这几种地理环境因素是不同地区人类交往的阻碍亦或借助的条件，当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海洋，在人类没有远洋航行能力的时代，是障碍，当人类具备了这种能力时，则变为条件；河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人类交往所要借助的重要自然条件，但在同时，它可能又是“天堑”。黑格尔认为“河川江海不能算作隔离的因素，而应该看作是结合的因素。英格兰和布列坦尼、挪威和丹麦、瑞典和利芳尼亚都是由海来结合的”，“只有山脉才是分隔的。所以庇利尼斯山脉断然把西班牙和法兰西分开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31、134页）。实际上，一些山脉在历史上对人们的阻碍作用反而不如江海那样严重，黑格尔只是考虑了欧洲的且仅为某一历史时期的情况，所以这些议论是片面的，非历史主义的。]今天，人类可以移山填海，赶雨驱云，飞越丛山，探测洋底，借助通讯传输设备，万里之遥可近在眼前，甚至可以遨游太空，驰骋于星际之间。与文明初期相比，人类在自然环境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如此，可以说，人类社会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程度在日趋下降。
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确乎使人类逐步摆脱了对自然条件那种完全依赖的状态，但实质上，这只是扩大了人类对自然富源的利用范围和减低了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程度，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对自然富源的依赖。（即使有一天,人类搬到火星或别的什么星上去居住，那也要受到火星或别的什么星上的自然条件制约的）而且，人类发明的所有这些现代动力设备和交通工具，其制造和运行都需要地理环境提供原料和燃料。这一方面是利用了这些资源，同时也就受到这些资源的开采、供给情况的制约，船和飞机的行驶还要受到天气条件的更大限制，而人造卫星、航天飞机的飞行，使人类又要考虑如何克服太空条件给人们的行动造成的制约了。如此说来，人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虽然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程度在逐渐下降，而受自然条件制约的范围却在日趋扩大。
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对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受自然条件制约情况关系的认识，或方比较全面。
四
人类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努力保护自然环境，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才能保持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地理环境学说的又一重要思想。
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提出警告：人类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十分不幸的是，人们并没有对恩格斯的警告给以应有的重视。100多年以来，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科技水平有了极大的发展、提高，人类享受着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但另一方面，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严重地损害着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由于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废水、废渣、废气的大量排放，水、空气、土地，这些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已遭受到严重的污染，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荒漠化加剧，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和威胁。此类情况不断披露于报端荧屏，令人触目惊心。20多年前已有论者提出：“技术进步造成的问题同技术进步给于人类的利益相比，往往是更多一些”[ I·费切尔：《论人类生存的环境——兼论进步的辩证法》，《哲学译丛》，1982年第5期]，甚至有人发出惊叹：“人类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38页]。
]这些说法或有言过其实之嫌，但绝非无稽之谈。近些年来，保护自然环境的呼声不绝于耳，数届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亦成为全球瞩目之所在。人类在饱尝破坏自然环境的苦果之后，终于认识到了保护自然环境，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虽然环境问题现已非常严重，但如果人类痛下决心，不再干破坏、污染自然环境的蠢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也许，还不算太晚。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