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光先生不幸离世，已近两月。陶渊明《拟挽歌》（其三）有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作为一位八十以上高龄的老人，在旁人看来，张国光先生的离去，也说不上有多么的遗憾。但是，作为一个共事多年的同事，后来又同在帝都照看孙子，时常见面，多有往来，正所谓“他乡遇故交”，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朋友的吧，对于张国光先生的离去，尤其是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的他，竟然因为偶然的车祸而死于非命，总让我不能不感到悲哀，难以释怀。
张国光先生1960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和我也算是校友，虽然我不过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工农兵学员。还在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期间，张国光先生就被划为了右派。对于右派，我一向怀着某种敬意，以为他们为了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向当政者提出批评意见，是一群有良知，守道义，勇于担当的公民。而张国光先生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据知情人闪烁其词的说法，是因为“话多”。我不知道张国光先生有些什么具体的右派言论，但可以断定的是，他的话多，绝不会是歌功颂德的话多。又据知情人说，他不但因为“话多”而被划为右派，而且又因为“话多”想要争辩，所以当别的右派学生被遣送回原籍安排的时候，他却被发配到偏远的凯里的某煤矿去劳改。
张国光先生在煤矿井下劳动改造，在轨道上推车运送煤炭。有一次两辆运煤车发生碰撞，他不幸受伤，右手无名指被截去一节。他因祸得福，不再下井挖煤，而改在地面看管劳动工具。后来他大约平了反，摘去了右派帽子，被安排到凯里某中学去教书了。1985年，张国光先生调到遵义师专，在中文系教古代汉语。有时课堂上有学生注意到他的断指，他便高举双手，伸开手掌，说：“你们看吧，九指半，这是当右派的结果！”他于是会离开课本，讲到反右斗争。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国光先生仍然“话多”。
张国光先生话多，自然难免碰壁，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1992年到1997年，张国光先生曾担任贵州省第七届政协委员，据说也是因为话多，以后便不再被推举担任了。有一次，中文系教师聚会，在餐桌上，说到时事，张国光先生说：“现在政治生活很压抑。”中文系出身的年轻的校长也在座，立即驳斥他说：“有什么压抑的？谁不让你说话啦？你说话不是很自由吗？现在总没有谁来把你打成右派吧？”张国光先生被驳得哑口无言。
张国光先生话多，有时多到去管闲事。多年前，正是城管野蛮执法频现的时候，有一天，张国光先生路过汇川菜场路口，看到两个年轻的城管，把一个卖草莓的老人的篮子踢翻在地，草莓滚了一地，他愤怒地谴责城管说：“不准在这里卖，你们就好好跟人家说，怎么能够踢人家的篮子呢？人家一个老人，做点小生意也不容易。你们这样做，还有没有人性！”两个城管张口结舌，到底也没敢把他怎么样。
张国光先生调到遵义师专后，也潜心做学问。1989年，他在《中国语文》第二期上发表了论文《试说“孰与”的形成》。《中国语文》是中国语言学最权威的期刊，没有之一。1995年，张国光先生便评上了正教授。在中文系，张国光先生好像是最先评上正教授的教师，虽然他在中文系任教的资历不过短短十年，远不是最长的。张国光先生自然十分高兴，非常自豪。经不住大家的吹捧，他备办了几桌酒菜，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饮酒庆贺。酒酣耳热之时，张国光先生对我们说：“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不评上正教授，是不划算的。”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不划算，是少了工资呢，还是缺了荣誉。
可惜三年之后，1998年，张国光先生就该退休了。幸而正是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遵义教育学院两校合并，争取“专升本”的关键时期，教授是高校最为重要的办学资源，学校正四处寻找和搜罗本市知名的知识分子，聘为“客座教授”；作为真正的教授，张国光先生自然被返聘回校，继续在中文系上课，并担任学校教学督导。
有一天下午上第一节课，因为天气较热，大家都在门厅内的电梯门口等候乘坐电梯。张国光先生看见人比较多，就开玩笑似地说：“我要是像你们这样年轻的话，我就爬楼梯，不坐电梯！”不料中文系的一位系主任也在场，立即回答他说：“我要是像你那么大年纪的话，我不但不坐电梯，我课都不上了！”被学校正式返聘的张国光先生，居然无言以对。
两校合并和“专升本”以后，遵义师范学院评上正教授的教师逐渐多起来了。中文系教师喻见有一次对张国光先生说：“张老师，你那个正教授根本就不稀奇。只要愿意花钱，我也可以评个正教授，你信不信？”张国光先生不敢不信，说：“当然，那是肯定的。”而事实上，喻见老师也确实很快就准备好了评正教授的“硬件”材料，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文，而《文学评论》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最权威的期刊，没有之一。眼看正教授的职称犹如囊中之物，触手可及，可惜天妒英才，喻见老师竟于2005年死于医疗事故！
张国光先生终于不在中文系上课了，也不做学校的教学督导了，他迁居北京，带孙子去了。他家住在海淀区五道口，正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一些名牌大学所在的地方。在小区里，因为健谈，他认识了不少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他们一起锻炼身体，议论时政，讨论文化，交流思想，生活非常充实。张国光先生依然关心遵义师范学院，关心中文系。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我们到他们家串门，谈到遵义师范学院引进了多少博士硕士，评了多少正副教授，他居然都非常清楚。闲谈之中，他似乎也有些失落，觉得现在评正教授仿佛太容易了。我就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张老师，不要不服气。凭你当年那几篇论文，现在你根本评不上正教授。现在评正教授，至少需要三篇核心期刊论文，而你只有一篇，虽然是权威期刊，也照样不行的。”张国光先生也不得不点头默认。
不过张国光先生始终是愉快的，而且不乏童心。他的孙子和我的孙女同在他家所住的小区旁边的中关村二小读书，上学和放学接送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相遇，吹上几句。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到了学校门口，时间还早，便站在树下，埋头看手机。突然，一只有力的手伸过来抢夺手机，我紧紧地抓住了，没被抢去；抬头一看，是张国光先生，他笑着说：“你还是很有警惕的啊，我这么突然用力，居然也没有把你的手机抢过来！”于是我们相视一笑，又吹了一回。
呜呼！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在中关村二小的门口遇见张国光先生，一起吹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