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杨锡九

构成社会形态的基本要素就是经济基础与政治观念等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转来促进或延缓经济基础的运动。经济与政治（包含观念）二者的和谐运作必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破坏了这个规则，社会就将发生动乱。

社会制度的分型，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只以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标志，忽视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分型。使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严重脱节。这是导致苏东解体的一个重要的内因；也是导致中国文革及其以前28年社会主义改造失败和产生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更是直接造成后毛时代40年腐败丛生、一系列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

1859年马克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了完整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他们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的体系,即生产关系，是该社会的基础。而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由该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与政治设施、国家政权构成。

恩格斯指出：国家政权等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便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促进自己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同时向阻碍、威胁自己经济基础发展的其他经济关系、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进行斗争。从具体历史过程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要经历一段逐步完善的过程；直接受生产力所推动的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来说是易变的，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是比较稳定的，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更。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则一般更慢，甚至在新的经济基础产生后，还会顽强地显示自己。因此，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时，与原来的上层建筑之间就会发生冲突。掌权者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新情况，及时对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主动做出调整。顽固坚持原有落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必然要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成为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原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阐述马恩的上述理论时，往往偏重于基础的决定性一面，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一面。一般论者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全民的国家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就建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在1936年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苏维埃宪法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化的经济基础，必须有彻底的民主制的上层建筑配套，有全民的监督机制作保证，有高度的文化道德素质相适应。这些不是短期内一蹴而就的，要长时间的文化教养逐步形成。

近百年的经验证明，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不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实行。这是违背民意、直接破坏生产力的行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工具是靠人来掌握的。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的生产过程是要靠掌握工具的人的能动性来完成的。人的积极性没有了，生产力还能提高吗？生产力中最先进、最具活力的因素是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把知识分子都打倒消灭了，谁去革新技术、创造新的生产工具、研制新的生产技术， 不断提高劳动成产率呢？70年来不重民生、不重视人民生活改善与提高，不重视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屡屡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都是直接破坏生产力的竭泽而渔的行径。没有先进生产力的再生产，发展与提高生产力水平完全成了空话。兵强马壮才能够打胜仗，弱兵羸马逢战必败。这个道理非常浅显，但就被人违背了。人就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离开了人，将一事无成。

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逐步自然变化的，违背自然规律，一道命令强迫人们改变几千年来的生产生活习惯，违背民意逆流而动，自然会碰壁。有些人口头上赞成辩证唯物主义，行动上奉行的却是主观唯心主义，自以为是英雄，可以包打天下，最后碰得头破血流。

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循环往复是人类活动的有机的流水线。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的归宿最后要落脚到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文化需求——消费。离开了人们的消费的生产将变得毫无意义。古典经济学家有的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人”。这是有道理的。离开了人，研究经济有什么用？我国有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义为生产力。他们认为人的权利在中国已经具备，留下的问题就是解决贫困，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生产力。说穿了在他们的眼中只有“钱”，没有人。这是十分荒唐的。也就是目前经济学界只谈所有制、不谈民生，最终造成国富民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验证明，实现资产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经济上有了公有制还不够。同时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政权管理、立法制度、司法制度、民意制度、社会监督机制、居民道德文化素质、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等一整套的适应生产力水平和居民文化素质、道德水准的体制，其中最核心的是公权力的管理制度与全民监督机制。

公权力私有化是对资产公有制的最大威胁，是公有资产最大的蛀虫。公权力私有化是绝对权力的一种极端形式。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力私有化之下，掌握权力者将权位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公权力一旦私有化，公共资源就成了掌权者的摇钱树。借此生财肥私就成了必然。大到党和国家权力，不加任何民意，可以任意将国家权力交给某人；小到官员子女的上学、发财，都可以享受特权。他们还可以利用职权批条子拿项目、搞贷款、圈土地、垄断对外贸易，为他人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干部提拔、人事调动等事项上牟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贿赂。

公权力私有化的最佳包装就是假“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而营私舞弊的。“假公济私”就是对这些人是最好的写照。

为什么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却结出了一言堂的怪胎？一是暴力革命从农耕经济直接向大机器生产的社会化经济模式跳越，公有制建立在家庭作坊的沙滩上，扎不了根，摇摇欲坠。人到了公有制的框子里，心在家长制的小家庭里打转。二是国民素质太差，没有民主宪政与民主管理新式国家政权的文明素质的准备；三是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同时，国家组织管理上都沿用了皇帝时代的家长制。

当年，大清朝内忧外患，日运危笃。腐败侵蚀着皇朝肌体，长矛大刀抵不住洋人的坚船利舰。于是，1862年11月17日，慈禧发出上谕，命沿海各口岸挑选弁兵，请洋人训练，“以为自强之计”。

洋务派得到了慈禧的支持。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一场自强变革由是启动。改革之初，慈禧定下“四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于是，改革便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只能“务”，不能“变”。然而，慈禧对洋务事业的支持与否，主要把是否对她的统治有利设为底线。超过这个底线的，她都坚决反对。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同时，慈禧宣布“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

从“四不变”到 “五不议”，其核心是大清朝的皇权体制不能“易”。“四不变”，和“五不议”，就是政治改革的底线。与慈禧的预料相反，到最后不想变也得变，50年时间，自编自演了退出历史舞台的大变局。

世界文明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不思变革，使上层建筑尽快适应经济基础变革的要求，死抱老制度不变，最终会垮台，但后人愿莫走慈禧太后的老路。

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201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