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01 庞建国 读书村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

那些怕冷的人，或蜷缩在被窝里，或聚在火炉旁，悠闲地吐着烟圈，说着粗话，搓着麻将。就连平日里四处撒野的疯狗也不知躲到了哪个角落。

父亲的果园，银装素裹，玉树琼妆。正是果树冬剪的好时机，父亲正忙碌在他的果园里。细一点的枝条，用树剪就可搞定，而较为粗壮的，则必须动用手锯。为了去除果树底层多余的树枝，他艰难地跪在地上，吃力地拉动手锯，沉闷的拉锯声就像一声声无言的叹息。

“把靠沟畔的五亩包给嘎牛算了”，父亲坐在炕头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望不到头的苦难日子、身体的严重透支和日益加重的腰椎突出，让一向要强的父亲说出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

“… …啥？——”，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她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眼看快要剪完了，一句话就包给人？”在这片果园里，母亲和父亲付出了半生的心血，父亲的想法她难以接受……

——天涯孤旅《种了大半辈子苹果树的父亲，却未曾吃过一个好苹果.....》

福泽谕吉：人人都想当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文 | 庞建国

“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国民人人具有一颗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当官，那么举国上下都会充斥着老一套那样十足的官气。那么，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强盛”。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论断。而历史，也恰好正在论证着他这一论断。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界的伟大功臣之一。然而，被更多日本人记住的是：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很多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个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国人之所以把他称为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个理论家，那是因为他在1895年发表了震惊东亚乃至于全世界的名文《脱亚论》。同年，亚细亚主义者樽井藤吉发表了另外一篇与他针锋相对的名文《大东合邦论》。当年，梁启超先生在无意中读到樽井的这本书以后，便在上海自费出版了《大东合邦新义》一书。梁出版的这本书世上已无存本，而樽井的原著尚有覆刻本存世。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是古汉语写成的，我读过原文。他认为：一方面，日本是中国最忠实的追随者，是中国在亚洲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日本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其中的某一些部分，从而形成了日本文化的精髓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日益衰落，中国人日益懒散、夜郎自大不知进取，更不愿意打开国门走出去看世界并接受新鲜事物。长期以往，日本必然被中国所拖累。总之，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过去，中国是日本的益友；而今，中国是日本的损友。

日本要想独立要想强大，就必须在东洋和西洋之间做出选择。而历史告诉我们，日本的做法是：弃损友而另结新友。而近代日本的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通过学习外来文明而成功的。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在“脱亚”和“兴亚”的矛盾中左右摇摆着前进的。“脱亚”是为从根本上学习欧美先进文化做道路上的清理。即便如此，“脱亚”的根本目的还是“兴亚”，而所谓的“兴亚”也是日本人自己所考虑的一种“兴亚”的方式。其实，“脱亚”与“兴亚”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从另一方面来讲，日本人在“脱亚入欧”的路上并不顺畅，由于遭到了欧美帝国主义的抵制，因而日本又不得不在“脱亚”的同时，提倡“兴亚”。因为，只有提倡“兴亚”，日本才能有效地缓解日中之间的矛盾，亚细亚主义者们曾一度试图联合中国和朝鲜一起对抗欧美帝国主义。然而，“兴亚”思想者主要以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在野人士为主流。比如：自由民权运动家宫泽滔天。他曾是孙中山先生的顾问。比如：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他曾是宋教仁先生的顾问。

众所周知，现行的一万日元大钞正面印着的是福泽谕吉的头像。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大的面额，旧款一万日元的头像是圣德太子。而福泽能够以新换旧，可见他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敢说他已经超过了圣德太子，但至少在启蒙开化这一点上，他与圣德太子平起平坐。他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维新启蒙。在日的一位中国学者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福泽谕吉与陈独秀》。书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导师，另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三大旗手之一。这本书我随手翻阅过，但我没有细读，甚是遗憾。

近代日本的崛起始于明治维新。维新三杰都是政治家，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面值的钱币上印上了福泽谕吉的头像？这是因为：政治家推动的是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和人心。

而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百姓而言，比起那些制度和律令，世道和人心往往显得更为重要些。因为：世道和人心，往往深入到了国民衣食住行的诸多细节之中，而这些细节又是无可替代的东西。

福泽谕吉办学办报，在兵荒马乱中坚持开启民智。因为在当时，要想彻底甩掉“东洋化”，那就必须彻底“西洋化”。他一手创办了庆应大学。庆应大学坐落在东京，一直是日本东京圈里的十大私立名校之一。大凡研究文化思想的学者，很多都出自于这所大学。从这所大学毕业，走上大学讲台的大学教授不胜枚举。我的导师嵯峨教授也是庆应大学毕业的，他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博士课程期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生活过一年。嵯峨教授主攻：东洋思想史。即：中国思想与日本思想比较性研究。

福沢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福泽谕吉一直未做官。并不是他没有做官的机会，而是他不愿意做官，他只愿意做日本国人独立的榜样。他认为：只有国民独立，国家才能独立。作为一个国民，独立应从自我做起。所以，即便日本天皇多次召见让他做官，他都一直没有应召去做官。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做官的弊端，犹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会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就是国民具有一颗独立之心。其实，他所谓的独立之心，即：人格上的独立。他认定：人人想做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魂汤”，他希望能把人们从迷糊中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真意，并积极地去做一个独立的人，去做一个能够使国家强盛的“独立”的国民。

那么，就有人问了：福泽谕吉是彻头彻尾的西洋学徒吗？答案是否定的。

福泽谕吉于1835年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入私塾学习汉学。而立之年，他便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汉学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正值不惑之年的他曾三次赴欧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洋思想的强烈冲击。于是，曾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谕吉，他的思想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开始倾向于：和魂洋才。所谓的和魂洋才，就像我们的洋务派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当时的日本也有洋务派，也有保守派。只是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叫法不同罢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内战是：西南战争。而西南战争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正好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主张全盘西洋化的人物。为了防止日本全盘西化，西乡隆盛起兵和维新政府对抗，最后兵败切腹自裁。西乡隆盛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带头，用他和一大批他的追随者的鲜血捍卫了日本固有的文化精粹。而这些文化精粹都是东洋的，都是从中国学习和继承发展起来的。

在当时，福泽谕吉认为：实用的知识最为重要，远离生活实际的次之。在那个时候，其实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日本是一样的。中日都是：怎样才能实现民强和国强。因此，当时的日本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反儒学反汉学运动。

福泽谕吉自己带头排斥孔子，摒弃儒学以及汉学。他开始判定儒学和汉学为代表的“脱离实际的学问”。他认为：世上的事物千万种，老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并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等。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也是当前最有用的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这些的，是无用的。当然了，他之所以全盘否定以儒学为代表的汉学，其根本目的是要全盘西化。他骨子里流淌的东洋学，是不可能一下子被西洋学冲刷干净的。只是，东洋学被迫最大限度的弱化了而已。

福泽谕吉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极为推崇。福泽谕吉的“弃东洋从西洋”和“独立”思想对近代日本思想影响巨大。近代日本禀承了他的这种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他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并且，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的影响下，一大批“独立”的知识精英脱颖而出。这些知识精英大都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照现在的日本，反观我们：考公务员也是一座独木桥。对于一般人而言，只有考上公务员，才有可能讨个一官半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去实现自己小小的政治抱负。当然了，考进去的底层公务员，他们有的也是苦不堪言；而想要考进去的人呢，他们也是苦不堪言，他们拼爷拼爹拼老命往进去挤。空间嘛，挤一挤总归是会有些的。但问题就在于：有些人是否是想挤进去做事的，他们该以怎样的方式和手段挤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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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庞建国，在报刊及网络发表有诗歌散文作品等，曾留学日本学习近现代思想史，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