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隋炀帝的纪念碑
——隋书手记之四

安立志

杨广于公元604年隆重登基，到618年死于非命，在位14年，年号都没改，死时不过50岁。然而，在他短暂的执政生涯中，就其政绩而言，可谓空前绝后。

隋炀帝一生推动的重大工程，包括开运河、筑长城、辟驰道、造东都、营宫室、建粮仓等多个方面。

对隋朝政权来说，这些基建项目，除了“营宫室”一项，每项工程都具有经济与战略意义。所谓宫室，其实就是最高领导人外出视察下榻的行宫与别墅。历代领导人对此都很重视，并不独隋炀帝为然。隋炀帝建造的宫室，遍布帝国南北，计有显仁宫、晋阳宫、汾阳宫、西苑、丹阳宫、毗陵宫等。《隋书》和《资治通鉴》为了突出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对于其营造宫室记载最为详尽。很显然，这样的记载寓有贬低之义。

隋炀帝一生功过，无论正史还是戏说，绕不过的史实就是开凿大运河。然而，开凿运河的史实，却不同于后世之传说。

开凿运河并非始于隋炀帝

开凿大运河，无论作为历史功勋还是历史罪孽，往往指向隋炀帝一人。许多人不清楚，隋代修建运河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其父隋文帝杨坚。

开皇四年（584），由于各地物资在调运首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市）过程中，存在交通上的障碍，一是渭水沙多水浅，二是黄河砥柱凶险。于是隋文帝下令疏通河道，开凿运河。诏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动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页683-684）

短短的文字，将开凿运河的总体规划、勘探设计、施工要求、长远意义，讲的很清楚，甚至考虑到天气炎热对劳工的影响。诏书下达后，很快进行部署并开工建设，“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同上，页684）

由此可见，隋代开凿的第一条运河，是在隋文帝杨坚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位于今陕西省境内，即从大兴城到潼关，这条运河名曰“广通渠”。

哪些运河是在隋炀帝时期完成的？

隋炀帝登基后，直接推动了大规模开凿大运河的宏伟工程。隋炀帝不仅是这一工程的推动者，也是完成者。与其父皇相比，新开凿的大运河，无论规模、长度还是系统，都是前所未有的。

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主要有四段。

一是开凿通济渠。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下达开凿通济渠的命令，征调河南、淮北百姓，前后达一百余万人。通济渠的走向大体是这样的：从洛阳引水到黄河，又引黄河水入汴水，再引汴水入泗水（12世纪末叶，黄河南决，夺汴、泗入淮，泗水在苏、皖境内不复存在）到淮河。（《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5618）

二是开凿邗沟。与开凿通济渠同年，又征发淮南百姓十余万人开凿邗沟。邗沟是古运河，主要工程是挖掘与疏浚。邗沟北接通济渠，南入长江，是大运河在长江以北的南段工程。（同上）

三是开凿永济渠。大业四年（608）春，征发黄河以北一百多万人，引沁水（黄河支流，流经山西、河南两省）向南到黄河，再向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境内）。在永济渠工程中，首次征调妇女作为河工。（《资治通鉴》，页5636）

四是开凿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冬，炀帝下令开凿江南河。江南河，顾名思义，是大运河位于长江以南的河段。史书如此描写，“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页5652）

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工程智慧。大运河利用天然河道和古代运河的自然走向，从西向东开凿出一条“<”字形的、辐射我国东部的人工河道。这一宏伟的水利工程，以隋东都洛阳为中心，如同两条射线，东北线从洛阳至涿郡，称永济渠；东南线由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从洛阳至余杭。大运河的四段工程，比如通济渠和邗沟的开凿，“皆为沿谷、洛、汴、泗、邗沟等之故道，疏而深广之也”；永济渠“亦皆依旧河而疏濬者也”；而江南河“仍是沿古时渠道疏凿者”。（《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页14）

隋代运河与元代运河之异同

隋炀帝时期的大隋帝国，事实上存在三个政治中心，首都在大兴城（隋文帝建立的首都。今陕西西安），又有东都洛阳（隋炀帝登基即强化其地位），隋炀帝本人则特别偏爱江都（今扬州），不仅多次前往巡视，而且长期就地办公。

隋代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有余杭、涿郡两个支点或终点：东南向，经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直达余杭（今杭州）；东北向，经永济渠直达涿郡（今北京）。虽然隋代运河沟通了北至北京、南到杭州的中国东部广大地域，但其河道走向并非南北贯通。

蒙古政权建立之后，作为庞大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元朝（也称大汗汗国），将其政治中心设在位于中国北方的大都（今北京）。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长江下游当时已是经济富庶之区。要把江南的丰饶物产运到大都，按照隋代大运河的路线，就要从江南经过通济渠到达洛阳，再从洛阳转道永济渠到达大都（蒙元政权的首都），过于绕道，颇费周折。这就是蒙元当局整修大运河的内在动力。

蒙元当局修建大运河，显然以大都为中心，直接以杭州为支点或终点。工程主要有两段，一段是从临清到东平的会通河，对大运河进行了截弯取直。至元二十六年（1289），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向蒙元执政者提出建议，要开凿会通河。会通河“首事（开工）于是年正月已亥，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忽必烈）赐名曰会通河。”（《二十四史全译•元史》，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页1245）可见，贯通南北是首期工程。这段河道甚至是忽必烈命名的。可见蒙元当局对大运河的重视。

另一段是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解决了船运物资到达大都的最后50里。修建通惠河的建议是当时最优秀的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提出的。通惠河“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鞔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同上，页1228）河道也是蒙元当局命名的。从其作用来看，对于官民双方都是有利的。

由此可见，元代大运河是一个中心（大都），一个支点（杭州），其河道走向更接近于今之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的千秋功罪

大运河作为沟通我国东部水路的交通大动脉，对促进当时的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与兴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隋代运河的开凿，中经唐、五代、两宋，历近七个世纪，直到蒙元政权建立才对运河进行整修与改造。今日之京杭大运河，是在隋代、元代大运河的基础上，经过明清两代数百年间的修整、疏浚与重修（明永乐年间，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延伸至今徐州境内，真正实现了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才形成了今天的面貌。且不论历代统治者修建运河的政治、经济、军事动机是什么，这个伟大工程也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心血与汗水，沿河各地当然也埋葬了无数为运河河工的累累白骨！

唐朝继隋而起。唐朝政权建立之初，以李世民为首的初唐政治家就反复强调吸取亡隋的历史教训。事实上，唐朝政权是隋代运河的最大受益者。尽管如此，人们并未忽视对于隋代治国得失的反思。

中唐诗人李益的《汴河曲》（《全唐诗》卷283），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深邃的历史情怀，他如此抒发对大运河这一历史遗产的深沉思索——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尽成尘。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中唐另一位诗人李敬方，似乎对隋朝这一胡人色彩浓重的西北政权存在心理隔膜，他的《汴河直进船》（《全唐诗》卷508），谴责的就是隋朝政权对东南地区的经济掠夺——

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晚唐诗人罗邺的《汴河》（《全唐诗》卷654），似乎在谴责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开凿大运河，显然造成了民力的摧残与浪费——

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空疲。
至今呜咽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时。

如何看待隋炀帝以举国之力开凿的大运河？后世历史学家曾有许多评论。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由台湾三军大学编纂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载，“炀帝开河有四：曰通济渠、曰邗沟、曰永济渠、曰江南河。此四大运河，沟通东南、东北诸富庶之区，商旅繁盛，故隋之富，为自古以来所未有。”（《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页123）这几句评语是从国家经济战略的角度发表的评论。此书的编纂者大多为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军人与学者，这部著作既曰战争史，自然不会忽视大运河的军事作用。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发动了征伐高丽的战争，而“隋之战争方略，水军以江都（今江苏扬州）为总策源地，东莱（今山东烟台）为前进基地，……至于运输则利用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等五条运河，及河岸之陆道，为大军后方运输补给线路。”（同上书，页139）这就清楚地表明，大运河在国家处于军事动员或战争时期的重要作用。

以上是我国历史学者的看法，外国学者对大运河是如何评价的呢？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崔瑞德指出，“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之开凿，不但是为了运来河北的税收，而且部分地出于重要的战略目的，即在需要军队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区域时供应兵员。……把军队和供应以船运至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则更重要。长江南面的中国东南部已处于移民定居的过程中；运河系统延伸至杭州，……就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使它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135）

末唐诗人皮日休有两首《汴河怀古》（《全唐诗》卷615），其二是这样说的：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他的看法比较接近西方学者的意见。虽然他高度评价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可与大禹相提并论，然而，“若无水殿龙舟事”一语，仍然对杨广提出了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唐人诗句中的“汴河”，是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泛指大运河。

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中国史学对杨广的评价是存在偏颇的，“虽然炀帝因在建城和建宫时穷奢极侈而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他开凿运河的工程是最受儒家史学家痛恨和批判的目标。……我们在阅读时必须设法透过这些夸大之词，参照炀帝采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以更严肃的措词和文字来描写运河开凿的规模。”（《剑桥中国隋唐史》，页132）

两个西方人敏锐地注意到“《资治通鉴》对炀帝有利的记载甚少”（同上，页130），比如下面这个例子：“（通济）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资治通鉴》，页5619）一方面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一方面是官吏的如狼似虎，一方面是百姓的死尸枕籍。这样记载，当然是触目惊心的。不过，这样的评价总让人觉得太过离谱。

晚唐诗人许浑的《汴河亭》（《全唐诗》卷534），大概就是基于这样的传闻抒发了自己的感受：

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
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
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
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

如此看来，大运河当然是隋炀帝皇帝生涯最为重要的纪念碑。然而，这座纪念碑，到底是隋炀帝的丰碑还是耻辱柱，千年以降，似乎仍然存在争议。在我看来，至少应是一座纪功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