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学人  

编者按

探究传统政治学要素与空间的互构，在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的疏漏，从研究对象、实践机制和价值诉求三个方面建构了空间政治学之空间生产、尺度重构以及空间正义三位一体的初步分析框架，并提出以空间及其政治性为研究主线，尝试系统解读空间政治学出场的时空纵深和理论谱系。

作者简介

王锐，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空间政治学是一门涉及诸多领域且富有想象力的学科，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 但其重要地位与较为分散的研究现状之间存在较大张力，亟待建立一个整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增强对空间政治学的理解。通过对空间政治学出场的时空背景的梳理及我国空间政治实践议题的研究发现，空间生产将空间的政治性和社会属性的独特价值发掘出来，推动了政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尺度重构是分析空间政治中权力关系调整和实现空间正义的核心机制，空间正义明确了空间政治学的理论关怀，为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提供了价值指引。因此，本文从研究对象、实践机制和价值诉求三个方面建构了空间政治学之空间生产、尺度重构以及空间正义三位一体的初步分析框架。空间政治学所指涉的空间及其政治性是相互依存的，不强调政治性的空间将被泛化，不以空间为载体的政治是空洞的。以空间及其政治性为研究主线，将有效地提升空间政治学理论框架的解释效度和信度，但空间生产、尺度重构及空间正义之间的耦合性，仍然有待后续深度研究和探索。

空间政治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社会背景中，其核心是对空间资本化的深刻批判与反思。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主导进行的一系列空间生产实践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转型同频共振，而城市空间治理困境也是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可以说，根植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诞生的空间政治学对剖析我国空间经济发展与空间治理议题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具体来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生产以市场和资本占主导作用明显不同，政府及其权力逻辑是我国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发展背景下空间政治实践中更为突出的主导力量。警惕空间权力异化，实现资本、权力、权利及信息技术各要素的动态均衡在我国空间政治实践中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因而，空间政治学在我国具有理论借鉴和政治学科建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理论上看，相比于国家-社会、结构-功能、制度- 行为、权力关系等传统政治学的经典分析要素而言，“空间”无论是抽象呈现还是实体存在，都为政治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对象。因此，梳理空间政治学的既有研究并尝试建立其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有利于重塑对空间政治学的理论认知及价值定位，对促进空间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问题提出

相比现代政治理论更加关注时间和历史优先性，后现代政治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空间”不仅是笛卡尔的几何空间、牛顿的物理空间，也不仅仅是一个包含自然景观和社会事物的客观静止的容器或者背景存在。空间已经成为一种独立而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到社会生产过程中，社会生产已经从“空间中物的生产” 转变到“空间本身的生产”，或者说是社会空间的生产。空间不应该只局限于地理学，社会性支撑的空间弥漫着密切的社会关系，无时无刻不处于战略和规划之中的空间也是国家用以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因此，迫切需要将政治理论空间化。列斐伏尔明确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策略性的，表明存在着一门空间的政治学。空间政治学的提出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尤其将空间的社会价值挖掘并彰显出来。虽然空间政治学最开始被列斐伏尔定义在政治学科领域，但空间理论一经提出就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社会学、规划学、人文地理学以及法学等领域，长期以来政治学科对空间理论的研究和拓展相对薄弱，这与空间政治学极具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的地位不相匹配。目前国内关于空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大部分学者将空间政治学等同于空间生产理论或聚焦于列斐伏尔个人的空间思想，对后来学者对空间理论的发展有待进一步整合，缺乏对空间政治学发展脉络的系统阐释。例如，有学者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从根本上用生产关系再生产置换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这表达了他对空间本体论的倾向，空间批判的叙述方式是解放传统政治学的重要手段，而城市权是空间政治学的理论落脚点，因此，空间生产、空间批判以及城市权是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基本架构；部分学者指出，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主要指向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还是种族、性别的意识形态学说，可以说是全面的政治学说；另有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空间地理学者开创的空间政治学是一种激进式的理解和革命化语言表达，有必要从公共性视角阐发空间与政治的恰当关系，以适应现代城市美好生活的建设旨趣，彰显空间政治学的出场逻辑。整体来看，空间政治研究的中心议题离不开权力对空间的塑造和控制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其次，国内学术界分别沿着空间生产、尺度政治及空间正义理论这三个领域进行了诸多理论介绍和经验研究，为我国的空间战略、区域规划、城市治理、城乡二元结构等复杂议题和现象提供了独特视角。但这些研究整体上较为分散且各自独立，尤其缺乏从空间政治学的高度和系统性视角去看待这三个看似独立却一脉相承、具有内在逻辑连贯性的理论发展。

最后，空间政治学被视作既存理论，直接将其作为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进行个案分析。例如，有学者在空间政治视阈下对特殊社会群体、城市形象塑造、宿舍劳动体制等进行案例研究，但缺乏对空间政治本身的解构和建构。

由上可知，空间政治学出场的时空纵深感和对理论谱系本身的系统性解读较为薄弱，尤其需要加强对空间政治学的理论底蕴和整体性框架的深入研究，以增强对其宏观把握与理论定位。基于现有研究的疏漏来探究空间政治学的理论发展方向，探索性地建立空间政治学的初步分析框架，为整体而系统地理解空间政治学提供一个试错样本，是本文力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二、分析框架

深入探究空间政治学的诞生背景及发展径路是建立其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的重要基础和理论依据。空间政治学可以说是新马克思主义、都市社会学及后现代地理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方式、城市危机和技术控制论进行的实践反思，以及对经典作家忽视空间及其作用的理论批判而发展起来的一次学术思潮。具体来看，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促进国家工业转型、应对管理危机，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贸易、生产资料、劳动要素及商品流动已经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前期阶段局限于特定领土范围内的国家经济制度模式，并逐步产生了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等新型贸易区和产业空间，新的空间形态和社会关系不断产生。超国家联盟、次国家间的地区及城市，尤其是世界级城市和城市群逐渐成为跨国资本、国家权力以及地方政府等社会关系相互角力与交织之地。因此，国家层面逐渐将权力和政策的重要性导向了区域-城市空间之中，并使之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关键战略节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通过军国主义、殖民扩张等赤裸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而是代之以空间生产和空间尺度重构这一新的策略和手段，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空间生产的时代。其次，人们日益意识到现代性发展在带来物质资料丰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随着城市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内部空间矛盾与冲突层出不穷，空间商品化、空间剥夺、空间隔离、贫民窟等城市危机不断蔓延，弱势群体的空间居住权利、普通公众的公共空间使用权等受到严重挤压和剥夺，城市空间矛盾日益突出。再次，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技术官僚所异化。空间所具有的居住属性和生活属性逐渐被所谓的建筑艺术所消解，技术官僚所拥有的城市规划权具有一种可怕的效力，引发一种知识恐怖主义，让整个社会落入控制论的枷锁之中。技术专家对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地标塑造等空间生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生活在城市空间、消费城市建筑的广大居民却很难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对空间生产、利用、改造的话语权和空间消费权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最后，西方经典社会科学理论并没有给予空间问题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学术地位，而“空间”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及相关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以说，空间政治学的形成既是对现实空间实践的深刻反思提出的政治诉求，也是基于理论供给和知识生产的内生需要，是实践呼唤和理论创新的必然产物。

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理论的诞生必须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以及基于回应现实或理论对话的价值关怀与诉求，这也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空间政治学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理论，其整体性分析框架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空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空间政治学何以可能？有什么方法和机制去认识并分析多重复杂的空间现象，空间政治学何以可为？空间政治学的价值关怀是什么，其理论诉求何在？空间政治学出场的时空背景以及空间政治学的发展径路为我们从纷繁复杂的经典著作和学术文献中厘清空间政治学的基本架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空间政治学是一门涉及诸多领域且充满想象力的学科，诸多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后现代主义学者在列斐伏尔空间哲学的基础上，将空间政治学发展为思想丰富、博大深邃的学术体系。可以说后现代地理学者正是从研究对象、实践机制以及价值诉求方面不断促进和深化了空间政治学的理论“本土化”和学科“内部化”。首先，空间政治学强调了旨在将空间的独特价值从社会科学领域中凸显出来，强调空间及空间生产作为一种相对于时间及历史优先性的研究对象必须在政治学中予以高度重视。列斐伏尔被公认为是空间政治研究的奠基人，他主要从哲学层面对空间本体进行开创性探索，提出了以都市空间生产为核心的空间生产理论。福柯、哈维、苏贾、卡斯特尔等人在空间生产理论基础上分别着力论证了权力、资本、权利及技术等要素在空间生产实践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搭建了空间生产分析不可缺少的要素体系，推动了空间政治学的具象化和实体化研究。其次，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 国家甚至全球空间生产体系的重心导向区域-城市空间层次上的现实转向，以及层出不穷、变幻莫测的空间重组现象，以布伦纳和史密斯为主要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者探索了认识空间政治学的重要方法论工具——尺度。布伦纳基于日常空间术语（地方、区域、城市、国家、全球等）和独特的社会空间领域变迁进程（本地化、城市化）而建构了“尺度”这一概念，以破解关于空间方面的现有词汇很难把变幻莫测的空间重组现象描述清楚的方法论困境。尺度重构不仅仅影响地理边界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特定地理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由尺度重构引发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地理”界限——空间尺度日益成为政治和权力斗争的直接目标。尺度重构是透视空间政治学中主体关系、权力结构及资源配置变迁研究的核心机制。最后，反思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空间治理问题是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诞生的重要初衷之一，虽然他并没有系统地阐释空间政治学，但其理论关怀始终都落脚于让城市空间服务于日常生活而非资本和交换价值抑或是技术控制，也就是强调普通市民对城市权利的主导性和占有性，这为后续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土壤和理论灵感。以哈维和苏贾为主要代表的学者拓展了列斐伏尔的城市权理论并提出了空间正义理论，其核心诉求在于实现公平合理地分配空间资源，更重视对产生非正义空间过程的控制权。空间正义是对空间政治中非正义现象的强烈批判和空间政治的价值建构。

空间政治学的出场经历了从抽象哲学思想层面到更加重视空间理论的实践应用与现实问题衔接的过程，同时也演绎和阐释了空间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基于空间生产衍生的尺度重构和空间正义丰富并拓展了空间政治学的实践机制和价值意蕴。其中，空间生产可以说是元理论，是空间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为尺度重构和空间正义的探讨提供了论域和阐发基础，尺度重构是调节空间生产及再生产和实现空间正义的重要机制，而空间正义则为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也是空间政治学的现实关怀和理论旨趣。可以说，空间生产、尺度重构和空间正义分别从研究对象、实践机制以及价值导向层面构建空间政治学的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图1），具有历史经验上的可行性和学理解释的合理性。

三、空间生产：空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空间生产是空间政治学发展的元理论，也是空间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强调空间的本体性。空间政治学意义上的“空间”并非简单空洞的物质实体，而是被社会建构和生产出来的，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空间生产着重回答“空间为什么能以及如何进行生产”的根本问题。空间为什么能进行社会生产？因为相对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空间也日益成为一种特殊而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统治工具，能够生产新的价值和社会关系。空间的生产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空间作为生产资料参与生产过程并被赋予商品属性，能够进行生产力的生产；二是空间以土地所有制等形式呈现， 能够进行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三是空间可以是消费空间的生产；四是空间可以作为反抗的工具进行政治空间的生产；五是空间还可以是空间观念的生产。因此，空间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社会生产。那么，空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后现代地理学者主要围绕资本、权力、权利及技术等维度将列斐伏尔哲学意义上的空间生产理论具体化，国内学者大多沿着前三个维度进行了批判性的理论介绍和经验解读。例如，有学者认为权力、阶级和资本等政治经济要素是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并以此建构出制度结构—社会行动—资本流动三种机制与空间互动互构的理论框架。也有学者提出权力、资本以及生活逻辑是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导逻辑。总体看来，权力、资本是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 这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而国内文献中“阶级”“社会行动”“生活逻辑”等各种不同表述的实质内涵可以概括为“权利”。另外，主流文献中普遍缺席的“技术”要素近年来也开始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归纳而言，由权力、资本、权利及技术要素推动现代空间生产具有不同的实现机制、目标导向，生产出来的空间形态也不尽一致（表1）。

由四种要素主导及相关机制形成的“空间形态”呈现如下情况：

（1）政府的权力逻辑主导下生产的空间形态是一种“政治制度空间”或者“制度规则空间”。空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之一，是国家向社会行使权力的重要工具。例如，城市群、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区等就是政府权力柔性调整产生的新的空间形态；政府也可以通过改变空间表征增强城市竞争力进行新的城市空间生产，这主要是通过把规划文本话语塑造成一种权威，将城市空间改造合法化，并以大型赛事、城市绿化等方式引导公共资源优化配置、重塑城市形象。

（2）资本逻辑主导产生的以流通空间和消费空间为主。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的本质就是从空间资本化到资本空间化过程，主要运用市场机制实现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不断自我增值。

（3）权利逻辑主导下空间生产形态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空间、公共空间、生活空间和差异空间。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目标主要是借助公民的参与机制建设人本空间，追求宜居、幸福的生活。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权利诉求常常被忽视和损害，他们不断通过或微妙或激烈的集体行动维护自己的空间权利，从而改变现有的空间政治格局，从这个层面来说，城市化过程也是公民权利抗争推动公民生活空间的生产再造。

（4）技术逻辑主导产生的空间形态以网络空间和流动空间为主。网络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兴起， 资本、信息、技术以及组织都处在高速流动和交换的状态，打碎了固有的空间模式，流动成为网络社会空间的典型特征，也就是“流动空间”。相对于地方空间和实体空间而言，流动空间超越边界的限制，实现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高速流动和交换。网络空间、流动空间推动了现代社会沟通的扁平化，但是，由技术官僚和知识精英控制的网络和信息也可以通过提供定制式信息等手段，掌握和控制、影响和塑造人的思维模式，从而可能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和空间等级化，重塑政治秩序和政治形态。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经济各要素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空间生产研究的关键，也是空间政治学中空间“政治性”研究的核心起点。一方面，每一种要素并非在空间生产中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互相作用并重塑空间景观，只能说在特定的情境中某个要素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空间生产的开发、建设和使用等不同阶段各个要素发挥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对我国而言，权力逻辑是我国城市空间以及战略空间生产前期阶段的主导力量，资本和权利要素在中后期阶段的参与度和显示度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每一种要素都有双重逻辑，应当警惕各种力量对空间生产的异化和另类牵引作用，避免产生空间非正义现象，这就需要正义的空间价值导向，空间正义的出场则是题中之义和时代所需。例如，资本逻辑主导的空间生产容易出现空间等级化、区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就必须依靠权力机构的介入予以协调和控制。总体来说，空间生产突出了空间的本位视角，挖掘了空间在经济信息快速发展社会中的特殊战略地位，并且着重阐释了空间的生产性和生产方式，为空间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元理论支撑，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阈。

四、尺度重构：空间政治学的实践机制

尺度蕴含着大小、比例、范围、层级等含义，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也是人们对现实意义上复杂事物“垂直结构”和“理性抽象”的描述工具， 是对复杂空间现象的简化和跳跃。现实层面的尺度划分不是空间政治学研究的重点，空间生产及空间正义实践过程中特定尺度及其再尺度化过程背后交织的各种权力关系才是探究关键。权力本身就存在很强的尺度性，尺度是对相互博弈的政治社会力量大小的物化，尺度重构或一个全新尺度的生产意味着权力的再平衡。无论是在政治地理空间还是社会关系空间中，空间生产策略及其斗争常常是围绕尺度问题展开的。尺度重构是指尺度作为一种实践工具，在不同的政治结构、政治行为及不同尺度体系间移动、转换、跳跃，引起特定空间行为主体权力关系、权力结构、资源配置等要素发生深刻变化，从而形成新的尺度体系和政治策略以回应新形势新条件下的机遇和挑战。正是基于此，尺度成为解读空间政治学的重要工具， 尺度重构成为探究空间生产过程及实现空间正义目标的核心实践机制。尺度重构具有很强的实践工具性，不同空间场域下引发空间政治议题的尺度重构机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地理意义上空间政治学中的尺度重构机制体现为尺度重组。尺度重组是对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行政边界、国家战略、管理体制、治理模式、政治经济组织以及相关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尺度化调整，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全球化背景下的尺度重组主要体现为如下三对关系：

（1）在行政边界上表现为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随着经济、信息要素流动加快，流动空间取代地方空间，资本不断突破传统的区域边界和国家界限（去地域化）获取利润效益最大化；随着各类经济组织为实现长期发展而加强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建设，流动的资本在新的地域尺度上再次附着（再地域化），资本通过不断循环获得新的利润和生命。

（2）在管理体制机制上体现为去管制化与再管制化。为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跨国巨头希望得到更宽松的资本运作环境，急切地想要破除各类行政壁垒，从而掀起“去管制化”的浪潮；随着区域-城市在政治经济竞争中日益突出的战略地位，国家开始通过各种尺度调整和政策优惠培育更具竞争优势的区域和城市，逐步形成“再管制化”趋势，国家级新区等战略空间就是再管制化的产物。

（3）对地方组织的影响表现为内部外化与外部内化。国家内部的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全球竞争，通过行政管理边界外移（内部外化），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生态；同时，国际组织等超国家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地方治理中，影响国家内部空间治理生态（外部内化）。

与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资本主导形成的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不同，我国大部分的空间生产实践都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于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国家宏观层面的主动建构和强力管制，逐步解构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单一空间发展模式，开始实行差异化的空间发展策略， 塑造了经济特区、自贸区、高新区、经开区等“高授权”的国家战略空间和以经济带、城市群组成的多类型空间尺度。我国政治地理空间的尺度重组主要呈现两种类型：一是行政区划的尺度调整，这是对行政管理边界的直接重组，引发了特定地理空间上的政治权力关系和资源的系列变动，可以说是一种刚性尺度调整；二是国家战略和区域规划的尺度调整，相对于行政区划调整而言，是通过制度建构、治理重构、规划调整以及财税安排等尺度策略进行的柔性尺度调整，以推动政治地域空间的整合、跨边界合作、区域性协调组织的建立、主体间行政权限的转移以及地方增长极的培育等，从而动员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提高区域和城市的全球竞争力，这是尺度重构形成的新的制度竞争优势。这类政治空间生产是因为政治权力的干预而享受系列特殊政治权限和政策优惠的特定空间，超出了现有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具有临时性和试点性质，但也为进一步干预和推广提供了合法性，并且成为未来行动推广的潜在基石。

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维度上的空间政治学中的尺度重构机制主要体现为主体行为策略的尺度跳跃。社会关系空间里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需求，会采取相应的话语表达、行为艺术等手段和策略，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尺度转换， 这就是“尺度跳跃”。在这种情境下，一般会存在相互对立的势力双方，强势方一般凭借自身的权力、资金以及舆论控制等优势将弱势方的政治诉求控制在某个尺度之内，也就是实现尺度下推。而弱势方为保障自身权益，会通过增强斗争力量或者动员外界支持等策略扩大事件影响力，从而实现尺度上移，改变不平衡的权力格局，争取更多的利益空间。在尺度争夺中，除了强势、弱势双方的力量博弈之外，积极争取第三方的参与和支援是改变权力格局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新媒体的发展和移动网络的普及拓宽了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如何加强舆论疏导与控制对政府合法性形成重大挑战，这往往成为塑造权力格局、决定社会运动成败的关键。我国学术界目前关于社会关系空间政治学中的尺度重构机制分析集中于社会冲突事件及城市空间治理的典型案例，如三鹿奶粉事件、流动摊贩、邻避冲突等。这类尺度重构形成的社会抗争空间往往被地方主政者看作是充满社会风险的特殊空间，为他们进行权力干预提供了合法性，但同时，对所谓社会风险空间的过度干预也容易导致权力过度扩张以及威胁行为主体合法权益的影响，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不同的空间形态中，空间政治学的尺度重构机制具有不同的表现，尺度重构从原来的政治地理空间逐步扩展到社会关系空间领域。而作为行动者策略的尺度跳跃是达到社会斗争的手段，这里的尺度概念已经突破了地理维度，更多地被抽象为言论表达和社会关系等力量和资源的大小与强弱。但尺度始终是作为度量特定政治空间生产及变迁的重要工具，尺度重构是调节空间生产的重要策略，为透视空间政治学中空间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和实践机制。目前，既有研究对尺度正义的问题鲜有涉及。在尺度政治的解释框架内，尺度争夺和权力关系的改变主要受制于双方势力大小，而非公平正义的标准和原则，尺度重构的运用则容易产生合法性悖论。而事实上任何空间尺度的建构并非完全的价值中立，实践中也迫切需要正义标准的价值导向。因此，空间政治学的框架建构需要引入空间正义理论，推动尺度重构和空间正义的联姻具有现实必要性。

五、空间正义：空间政治学的价值诉求

在空间政治学视阈下，空间并非客观独立存在，而是具有多重属性，它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空间正义并不仅仅是正义的空间立体化，还根植于空间生产过程之中，受空间生产和支配的影响，是空间问题与正义理论相互建构的结果。因此，空间正义是指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领域中公民空间权益的社会公平和公正，它包括对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的生产、占有、利用、交换、消费的正义。空间正义并非是一种乌托邦的应然设定和道德化说教，而是对空间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空间非正义现象进行的理论批判与价值矫正。

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之一在于对城市空间非正义现象的批判。列斐伏尔提出的城市权是空间正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强调一种空间性质的权利，以有效回应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城市空间问题，这也关涉每个个体尤其是边缘群体如何进入城市并在城市空间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现代社会发展对人们生存空间重组、变革和冲击的一种权利号召，凸显城市空间之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如果社会空间发展的不均衡程度超出了政治上的可承受底线，那么社会冲突就会出现，政治合法性将会受到冲击。因此，空间非正义不仅涉及公民个体生存空间的尊严问题，更是关乎一个国家的空间政治伦理和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以批判空间非正义现象为核心旨趣的空间正义理论是空间政治学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空间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已经成为集聚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地方。由于资本、权力和技术等逻辑主导的空间生产都具有双重效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空间异化，即空间非正义。空间非正义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的空间产权的资本化运作使得空间商品化、同质化，解构了空间的使用价值和人本逻辑，城市生活质量日益成为有钱人的商品。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空间产权和管理权方面的强势主导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市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导致城市公共空间紧张、公共资源共享冲突和矛盾频发。例如，我国城市房价一度走高不仅带来了重大的经济风险和隐患，而且给绝大部分普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是对居住空间过度商品化的价值矫正。其次，权力及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也容易产生空间隔离、空间排斥、空间歧视、空间霸权、空间剥夺等非正义现象，造成城市空间结构失衡。例如， 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形成了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权、话语权和使用权。另外，高度模式化和技术化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改造压抑和消解了一般大众对地方性文化和特色景观的个性化诉求，地方特色和历史底蕴被浓厚的商业气息所裹挟。而信息技术主导形成的流动空间和网络空间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信息分配和使用不平等，弱势群体常常被隔绝在网络空间之外，信息壁垒和技术霸权一定程度上导致新的不公正格局。对全球来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资本自身对全球空间的某种异化，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则是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外化，他们构成了国际秩序潜在危机的非正义威胁。中国在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发展及社会极速转型过程中，国家主导进行了频繁激烈的城乡空间重组和战略空间生产，以局部优势资源集聚和政策优惠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孕育或释放了一定的社会风险，例如，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空间治理矛盾等使社会稳定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空间正义理论被国内学者广泛借鉴并主要应用于对城市住宅泡沫、空间居住状况恶化、公共空间不足、“千城一面”的空间同质化等城市空间非正义现象的诊断和反思之中。空间正义对我国空间政治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引和现实解释力。

另外，空间政治学的空间正义旨在建构社会正义的空间维度，为寻求更加美好的空间城市生活提供理论灵感和实践蓝图。总体来说，空间政治学的价值建构包含两个层次的空间正义导向。一方面，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的起源及核心是实现城市权。列斐伏尔以“城市权”为核心概念表达了追求差异化空间的乌托邦理想，他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危机中的阶级革命是一场争取城市权利的都市空间革命，其目的在于公平合理地分配城市资源，但更重视获得对产生非正义的城市空间过程的控制权。城市权本质上是一种拒绝国家和资本对城市单方面控制及反抗社会生活异化的政治口号，其底线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居住权利，还包括那些在交通、信息和交易网络与流通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权利。在各种城市权利中，人的居住权居于各种城市空间权利的首要地位，以空间居住形式实现的城市权利更具真实性，只有确认城市权利的空间内容，才能为争取其他权利奠定基础。因此，城市权的保障要始终明确空间的居住及使用价值是第一位的，空间的交换价值是第二位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交通、医疗、住房、教育等空间场所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个体的需求，而是转换成一种集体需求和集体权利。这就要求国家和地方主政者把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作为重大的政治责任来对待，不断提高人们生活福祉。另一方面，苏贾指出，正义与空间是一种整体性的要素，正义与非正义是衡量空间质量的关键性指标。随着区域城市化、多中心城市以及全球化城市日益兴起，空间正义不再局限于城市中心的权利，而是扩展到城市群网络所形成的城市区域经济、并涵盖至全球经济规模下的各种资源的权利，这就是一种空间正义。城市空间扩展至全球空间正义的实现，应该是将第三世界国家广泛联络起来建立城市权联盟，抵制霸权政治，保护政治独立性和文化多样性，增强空间的开放性和团结性，但核心还在于通过发展经济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分量。哈维强调，社会正义不仅关注分配的结果，更强调公正的空间分配过程。苏贾和哈维提出的空间正义拓展和深化了城市权的研究视阈以及权利内涵，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空间价值诉求。空间正义理论蕴含了不同规模、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空间关系，不仅仅是地理维度的正义关系，更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上的空间正义，始终充满着对社会主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也就是始终确保空间正义的主体属人性和正义的空间差异性。

空间正义是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价值取向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国内学者主要从培育人本空间伦理、强化弱势群体空间权益保护、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城市规划从行政层面上升到政治参与层面等具体层面提出建构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的对策建议。在中观层面来看，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出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是聚焦于实现城乡各要素主体的和谐共生发展，以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空间隔离与分化以及生态环境发展困境，实现公共效益最大化，走向城乡空间统筹发展的正义之路。从宏观来看，尺度重构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等空间生产则是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场，通过深化改革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建设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空间秩序和空间正义的新范本。总体看来，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建构空间正义的概念范畴，将空间正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进行个案研究，并且主要关注城市空间生产议题，对全球化背景下尺度重构引发的区域空间非正义等现象研究相对薄弱，而这些也是亟待解决的空间实践难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予以重视。

六、基本结论及展望

从空间政治学的出场背景及国内研究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空间生产、尺度重构以及空间正义演绎了空间政治学的发展版图，三者之间本身也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界重视的隐秘线条。总体来说，在空间政治学的整体性框架之下，空间生产是空间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它将空间的独特性从传统地理学中挖掘并独立出来，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地理的，更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是被社会建构并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重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关系的重要变量，空间及空间生产相比于传统的研究要素，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视角和研究对象；尺度是衡量空间形态和属性变迁的重要工具，尺度重构是空间政治学的核心分析机制，为探究和透视空间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手段；空间正义是空间政治学的价值诉求与理论关怀，资本等要素的另类牵引而引发的空间生产异化和尺度重构的价值缺位都需要空间正义作为价值导向，空间正义本身的愿景落地也离不开以正义为导向的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实践。因此，从研究对象、核心机制和价值诉求建构空间政治学三位一体的基本架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空间生产、尺度重构及空间正义理论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三个明显独立且具有一定张力的研究领域，既有研究对空间生产中衍生的尺度重构及空间正义的理论介绍和经验研究较为丰富，而尺度重构的正义问题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点，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并挖掘三者之间的耦合性。

空间政治学既是一种认识论，为我们研究认识社会生活和政治学科提供了新视角；空间政治学也可以是一种方法论，因为空间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形塑社会。空间政治不仅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认同，而且为中国复杂的社会空间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例如，“历史-民族”“中心-边缘”等话语体系在解释我国边疆治理或“一带一路”等议题上略显乏力，解释力有限，空间政治恰好为此类议题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如何理解空间的政治性以及政治的空间性是把握空间政治学的精髓，也是进一步提升空间政治学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和解释力的重要基础，后续深度研究中应该对如下三个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1）深刻理解“空间生产”这一研究对象，避免空间成为空洞的代名词。“空间”是理解空间政治学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空间是权力作用的重要载体，政治不能脱离空间而单独存在，否则就是虚无缥缈的，政治具有空间性，是空间性的存在。空间在激发政治经济活力、重构社会关系和创造公共领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真正给予政治以生命的是空间而非时间。因为政治常常被时间以理性化、制度化、官僚化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所规划和占有，进而干涉和固化政治。因此，必须强调恢复政治本身的空间性，强化空间在政治学出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空间政治学所指的“空间”既有基于各要素主导形成的政治制度空间、经济流通空间、社会关系空间、网络流动空间，也有基于尺度重构形成的实体的政治地理空间和抽象的话语表达空间及抗争空间，还有基于价值评判形成的正义空间和非正义空间，但无论哪种空间形态都并非单一存在，而是各种要素复合而成的，以社会建构空间为存在前提。

（2）深刻把握空间的政治性特征，是厘清空间政治学的学科理论边界、避免研究泛化的关键。空间的政治性是理解空间政治学的灵魂。空间具有政治性，因为空间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资源极具战略意义。同时，社会生产建构的空间，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社会关系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空间运作的全过程，因此，空间并非中立存在。基于本文的分析，空间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空间生产过程中各要素发展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空间的不平衡性；其二，空间尺度重构引发的行政边界、管理体制、地方组织及多方行为主体格局变迁，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斗争博弈；其三，空间政治理念强调使用价值是空间的第一属性，空间是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以及过程性的，空间政治学致力于批判和解构各类空间非正义现象，空间应该避免被资本所带来的理性化、规模化进程所绑架，空间生产、尺度重构都应该以空间正义为核心价值导向。

（3）目前我国空间政治议题研究重点集中在城市治理、战略规划、空间抗争等领域，城市日益成为空间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但城市问题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从城市本身和区域层面来考察其发展困境，而应该放置于全球化及国家尺度上来看待。同时，沿着以城市空间研究为重心的道路继续前行，空间政治学的发展也难免陷入“中心-边缘”的窠臼。目前对农村等边缘空间及弱势群体的空间政治诉求等相关研究的厚度有待提升，人类文明冲突引发的社会发展问题、地缘政治问题等宏观议题，日常生活中的公共空间冲突等微观议题，以及“两新组织”、互联网企业、商务楼宇等新兴空间治理议题的研究力度亟待加强。这些薄弱领域和新空间议题的深入研究是进一步发展空间政治学以及检验空间政治学整体性分析框架有效性与合理性的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杨善祥

一审：王智睿 二审：杨明

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