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史纲（32）
Grundriß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schen Geschichte(32)
第六章康德哲学
第三节 康德生平及其思想发展过程
康德与他的朋友们
康德雕像
康德墓
康德故居
第三节 康德生平及其思想发展过程
康德生于1724年4月22日。当时，他的出生地柯尼斯堡是属于东普鲁士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商港。他的祖先是移民到但泽(Danzig)的苏格兰人。父亲原姓Cant，手工马鞍匠，为了防止人家发音时误读成Zant，他将家姓的写法，由Cant改为Kant，全名为约翰·格奥尔格·康德(Johann Georg Kant)。母亲安娜·列季娜(Anna Regina)的父亲原居住于纽伦堡。她是非常虔诚的信徒。所以，康德自幼受到虔诚的宗教教育。当康德于1732到1740年就读于柯尼斯堡弗列德列克公学(Collegium Fridericianum)时，路德虔信派神学家胥尔泽尔任校长。1740年，康德进入柯尼斯堡大学攻读哲学、数学、古典拉丁文献和神学。非正统沃尔夫派教授克奴晨所主持的数学课，很吸引康德的兴趣。
1746年大学毕业后，康德未能留校任职，至1755年为止，康德先后在三个家庭任私人教师。在这段时间内，康德勤奋地撰写了一批论述自然科学的论文。
1755年，康德连续以拉丁文写的《论火》(Meditationem quarundum de igne succinta delineation)和《对形而上学知识基本原理的新诠释》(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cio)获得博士学位和在大学任教的资格。此后，康德在母校柯尼斯堡大学任教，但只能作为“私人讲师”(Privatdozent)的身分，讲授数学、物理、逻辑、形而上学、道德与哲学百科全书。1757年起，他又讲授自然地理，1760年开讲自然神学和人类学。他的人类学讲稿《从实用观点探讨的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1765年，考虑到康德薪资微薄，大学允许他兼职图书馆管理员助手(Unterbibliothekar)，以增加收入，并获得稳定的正式薪水。
1770年，康德才获得机会，在柯尼斯堡大学任逻辑学与哲学教授。为此，他提交了《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理》(De mundi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作为他的就职论文。后来，尽管哈勒大学及其它大学都先后邀请康德任教授，但康德均予以拒绝。他一辈子也不愿离开他的故乡柯尼斯堡一步。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一直任教到1797年为止。
康德于1766年4月8日致门德尔松的一封信，典型地表现了他的品格。他在信中写道：即使在最坚定的决心的情况下，也难于避免犯错误；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错误，我保证将永远地不使自己变成为首尾不一和因改变我的姿态去适应我周围世界的每一个变化而犯罪，…。在实际上，我经常以尽可能清楚地意识到其真理性的程度，思考许多事情，虽然有时我并没有勇气去说出来；然而，不管怎样，我却永远不会说那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康德对社会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很感兴趣。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他很同情美国独立战争(1773-1776)和法国大革命(1789)。他把这些革命看作是争取自由的行为。他说：“一个人的行为必须服从另一个人的意志，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要把每个人看作是他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单纯一个手段，这就是康德的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康德的思想发展过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770年以前的“前批判时期”；第二阶段是1770年后的“批判时期”。对他来说，1770年的根本转变，并不是偶然的和突如其来；它一方面是此前康德思想潜行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1770年前几年发生于康德思想和周围环境中的重大事件的影响。
在第一阶段，启蒙运动的追求知识的基本口号和理性的基本原则，对康德的思想成长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从懂事的时候起，如饥似渴地博览全书，力图使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更具体地说，康德深受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学派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接受牛顿和瑞士数学家、物理学家欧列尔(Leonhard Euler, 1707-1783)的自然哲学的影响，对经验论和怀疑论有明显的向往。康德早期著作，是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
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时，其研究兴趣最初是指向自然哲学。他期望通过对于自然和宇宙的思索，把握整个世界的真理。大学毕业前夕，康德就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冒一次险，尽管会千百次地走上歧途，也总比在平坦的大道上行走好得多。我的立场就是如此。我已经给自己指明出路，我要坚持下去。我将开始我的进程，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向前进”(Ich habe mir die Bahn schon vorgezeichnet,die ich halten will.Ich werde meinen Lauf antreten, und nichts soll mich hindern, ihn fortzusetzen)[1]。
1747年，康德写出《对于活力的真正评价》，试图调和笛卡儿与莱布尼兹的思想，并藉此系统引入牛顿的”万有引力”思想，使之建立在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1755年康德发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论证了物质世界的机械力学结构，并提出了拉普拉斯(P. S. de Laplace, 1749-1827)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的关于天体星云演化的理论。这篇论文集中了康德此前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可以说，是康德前批判时期内，对世界、宇宙和物质世界，长期进行科学的、数学的、实证的、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探索的综合产品。康德在同一年发表的《对形而上学知识基本原理的新诠释》的论文，也表现了浓厚的格鲁西乌斯的思想影响。他在1756年发表的《物理学的单子论》(Monadologia physica)再次表现了他调和牛顿和莱布尼兹的企图。
1763年是康德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在这一年发表的《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基础》(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aetze der naturlichen Theologie und Moral)，系统地比较了哲学的与数学的知识的区别。在他看来，前者使用了抽象的方法，而后者则使用了具体的方法。康德强调，在形而上学论证中，必须像牛顿那样进行对经验的分析。
接着，康德在《关于美的情感和崇高的考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ue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1764)中，强调道德的美学基础是“美感和人之尊严”。在这里，还表现了启蒙时代后期“通俗哲学”对康德的影响。同一年，康德在其《哲学教学提纲》(Nachricht von der Einrichtung Seiner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zur An Kündigung derselben im Wintersemester, 1765-1766)中，已经明显地表现了法国卢梭等人的自由思想的影响。他说，哲学教学应该让学生学会思想；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是具体的哲学家的哲学，而是为何进行哲学思维。他还强调，现在尚不存在一种完成了的哲学；哲学教学的方法必须是“探究式的”。
最后，在进入“批判时期”前夕，康德在1768年发表的《论进入空间中的地区区分的主要根据》(Vom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es der Gegenden im Raume)一文，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先验论的“空间”概念的轮廓。他说，从人的左手套不适用右手、然而左手又非常相似于右手这样一个事实出发，说明物体的形式不只是依赖于其部分位置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决定于其与整个宇宙和绝对空间的关系。因此，空间并不是由并存的物体的相互外在关系，而是一种“第一实体”所决定的；而且它的存在也不是只局限于人的思想中。康德接着发现了这种空间概念的矛盾，并使他不愿意把空间单纯地理解为“纯粹的形式”。这是他走向“批判哲学”的信号。
到此为止，我们所叙述的历史时期都被称为康德的“前批判时期”。显然，这一时期，就其基本上遵循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学派的研究方向而言，康德后来称之为“独断论时期”，是意味深长的。它的独断性，就在于：第一，未经详尽考察人本身的地位和能力以前，就断定人应该认识一切和可以认识一切。启蒙思想家独断地认为，人应该使自己成为”百科全书”，力图把握一切真理，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人”。第二，对于理性本身的能力及其范围，未经深入分析，就赋予它认识一切和把握一切的使命。理性不仅成为人的本质，而且也成为自然和世界的尺度。第三，对于面对和所处的世界及实际事物，不加分析地统统纳入认识的对象和人的控制对象。人被置于高于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成为了世界的中心。第四，对于人的生活和活动，未加区分其性质、范围和实行方法以前，就规定了它们的任务和目标。从此，人反过来被他自己所盲目限定的对象、范围和目标所限制，甚至被窒息。第五，在分析和弄清认识的方法以及认识过程以前，就确定了认识本身的目标和范围，使认识的阶段模糊，进程混乱。康德所批判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就是这种独断的认识论研究过程的结果。
在第二阶段，从1769到1780年是康德转入批判时期的第一阶段,也是探索新体系的时期。在此之后，康德集中力量完成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1788)和《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heilskraft, 1790)。
在康德思想发生转折的过程中，首先是牛顿和卢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康德自己承认，是牛顿教育他懂得了自然界，是卢梭使他知道人是甚么。他曾经谦虚而坦率地说，此前他探索科学真理，以为掌握了知识真理的人，才是优越的和有尊严的。当时，他看不起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卢梭的书把他唤醒，使他认识到：人是平等的。人的尊严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应该以任何借口受到侵犯和被践踏。为此，康德更意识到研究人的尊严及其哲学意义的重要性。他才从原来重视自然科学转而研究人的问题。
1770年发表的《论纯感性和理智的形式和原则》(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是他就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的理论性宣言书。在这里，他不同意牛顿把空间理解为神的“感性”的说法；康德把空间确证为“人的感性形式”。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我们一般认为的“客观的命题”，只是我们感受客体(对象)的表达形式。他否定自然科学家们的时空观念，并指出，时空并非客观对象本身，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属性”，而只是我们的感性在其中整理感觉的形式。他的这篇论文虽然只着重地分析空间，但这是他的批判哲学的真正开端。然而，也正是在这篇论文中，康德显示了他的观念论倾向。所以，当他把文稿寄给他的同事兰伯特、胥尔泽尔和门德尔松时，他们三人都一致地批评其中的观念论立场。面对他们的批判，康德决心修正和改善他的时空概念。他在1771和1772年先后致他的学生赫尔兹(Marcus Herz, 1747-1803)的两封信中说，他找到了解决时空问题的新方案，这就是明确地将时空当成知识的一种先天形式，并强调任何知识都必须由上述形式与来自经验的内容相结合。这样一来，康德通过知识的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方式，采取了二元论的途径，克服了明显的观念论倾向。
从此以后，直到1781年之前，康德连续发表两篇重要著作：《莫斯卡蒂关于动物与人的结构的区别的著作修订版》(Recension der Schrift von Moscati über den Unterschied der Struktur der Thiere und Menschen, 1771)和《论不同的人种》(Von den verschiedenen Racen der Menschen, 1775)等。
在从1770到1780年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康德之所以很少发表其它科学和哲学论文，就是因为他集中沉思纯粹理性批判的问题。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于1781年，这是他的最重要著作。在他致门德尔松的1783年8月18日的信中，康德说，《纯粹理性批判》是他的至少十二年内长期思考的成果，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却是在四至五个月内写成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实质问题上，较少地考虑其表达形式，更没有细心考虑迎合那些试图轻易地理解这本书的读者的要求。这本书的修订版(即第二版)是在1787年完成的。
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康德强调指出：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寻求科学的论证和表达方式，情况并不像自然科学和逻辑学那样顺利，因为在这个领域中，思想家所凭借的，“是一种完全孤立的、思辩的理性知识，它完全超越了经验的教导，而且它所依据的，仅仅是概念，不像数学那样是将概念运用于直观，因而在这里理性自身是它自己的学生；….在形而上学中，人们不得不无数次地走回头路，…它毋宁是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似乎本来就只是为在战斗游戏中演练它的各种力量而设立的。…因此，毫无疑问，形而上学的做法，迄今为止，还只是一种来回摸索”。为了改变上述状况，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必须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省。
人们经常为此而指责康德由此而成为主观主义者。但是，人们至少看不到三条最基本的道理：第一，康德所采用的“反转”模式，恰恰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二，康德自己在设定上述假设以后，紧接着又反复强调这一“反转”仅仅是第一步，因为在假定“直观决定对象”之后，形而上学的探讨远没有完成；它必须进一步考虑，作为知识，仅仅具备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探究知识的内容如何与其形式相结合？在什么条件下实现这种结合？正如康德所说：“但由于如果这些直观应当成为知识，我就不能停留在它们这里，而是必须把它们当作表象而与某种作为对象的东西发生关系，并通过那些表象来规定这个对象。所以，我要么可以假定，我用来作出这种规定的那些概念也遵照该对象，这样一来，我就由于能够先天地对它有所知晓的方式而重新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要么我假定，对象或者(这是一码事)，对象惟一在其中(作为被给于的对象)被认识的经验遵照这些概念，这样我就马上看到一条更为简易的出路，因为经验自身就是知性所要求的一种认识形式，我必须早在对象被给于我以前，从而是先天地就在我里面将知性的规则作为前提，它在先天的概念中得到表述，因而经验的所有的对象都必然地遵照这些概念，而且必须与它们一致”[3]。第三，康德在其著作的第一部分完成了对知识的感性和知性表达的分析和论述之后，又在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强调：“我们不能凭借这种能力超越可能经验的界限，而这恰恰是这门科学最本质的事务”[4]。把康德的上述三方面的论述联系起来，人们自然可以理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本意及其严谨性。
关于这两种版本的内容和形式，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相互争论。第一种观点是罗森克朗兹(Johann Karl Friedrich Rosenkranz, 1805-1879)所坚持的；这一观点受到下述哲学家的支持：米谢列(Jules Michelet, 1798-1874)、叔本华等人。这一派人认为，第二版是康德的思想观点发生变化的结果。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第二版与第一版的区别，只是形式的。康德本人在其第二版序言中，已经讲明了这个道理。哈尔登斯泰恩(G. Hartenstein)同意康德本人的上述看法。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修订过程中，康德以较为通俗的形式，撰写《未来形而上学导引》(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 1783)。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被康德本人补进《纯粹理性批判》的修订版中。康德在这本书中注入了更多的现实主义的成分，因为自1782年后，康德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批评，把他的哲学同英国主观观念论者贝克莱的哲学混淆起来。对康德的上述不公平的批评，主要来自沃尔夫学派的残余分子，主要是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加尔弗(Christian Garve, 1742-1798)和哲学家兼教育学家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费德(Johann Georg Heinrich Feder, 1740-1821)的强烈攻击。他们的盛气凌人的论调，曾经一时地传播于当时的哲学界，致使人们简单地把康德的观点理解为一种主观的怀疑主义和观念论。考虑到当时的学术气氛的特征，同时也考虑到康德本人的更多的有待完成的紧迫的著述任务，康德决定适当修改〈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论述方式，一方面在简述本〈未来形而上学导引〉中更通俗易懂地重述他要表达的新思想，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六年后再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进行修订。
此后，康德不停地著述，将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确立的批判原则推广到伦理学、美学和各个领域，从而完成了他的”批判体系”。在18世纪80年代后的康德主要著作，包括：《论舒尔兹寻求适用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道德论导》(Über Schulz”s Versuch einer Anleitung zur Sittenlehre für alle Menschen ohne Unterschied der Religion, 1783)、《世界公民意愿中的一个通史观念》(Ideen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1784)、、《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的修正》(Recension von Herder”s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5)、《关于一个人种概念的规定》(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Begriffs von einer Menschenrace, 1785)、《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85)、《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步基础》(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 1786)、《人类史的推测性开端》(Muthmasslicher Anfang der Menschengeschichte, 1786)、《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Über den Gebrauch teleologischer Principien in der Philosophie, 1788)、《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1788)、《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heilskraft, 1790)、《纯粹理性的范围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 1795)、《论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 1795)、《法学的形而上学原始基础》(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lehre, 1797)和《道德学的形而上学原始基础》(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Tugendlehre, 1797)、《逻辑学》(Kant”s Logik, 1800)等。
1797年退休以后，康德仍然著述不停，并重点地探索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先验哲学基础(Anfä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或所谓的“自然哲学”，试图发现自然界的最一般的规律或法则。后人把这一时期康德的著作，作为他逝世后发表的作品(Opus Postumum)，由约翰·格德里布·列曼(Johann Gottlieb Lehmann, ?-1767)整理主编，列入在1936至1938年出版的全集。
康德，德国启蒙思想的总结者，于1804年2月12日逝世于柯尼斯堡，结束了他的伟大哲学生涯。但他的思想却长久地留存在人类思想和哲学的史册中。
康德的著作先由哈尔登斯泰恩于1838至1839年编成《康德著作集》十大卷(Immanuel Kants Werke, 10 Bde. Hrsg. Von G. Harstenstein, Leipzig)；同时，罗森克朗兹(Johann Karl Friedrich Rosenkranz,1805-1879)与舒尔伯特联合主编，也在1838至1842年间，编出〈康德全集〉十二卷(J. K. F. Rosenkranz und F. W. Schubert, Kants Sämtliche Werke, 12 Bde. Leipzig)。自那以后，康德的著作不断地被编印出版，使他成为了近代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哲学家。最具代表性的康德著作全集包括由卡西勒等人所主编的《康德全集》(Immanuel Kants Werke, hrsg. Von E. Cassirer, H. Cohen, A. Buchenau, O. Buek, A. Görland, B. Kellermann und O. Schöndorfer, 10 Bde. Berlin, 1912-1922)和由普鲁士科学院（后改为柏林科学院）主编的《康德全集》(Kants Sämmtliche Werke, Berlin)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