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分享】明长城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

原创：蔡超      转自：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     2022-06-16 

编者语：

北京社科基金“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内涵挖掘研究”专项项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实施路径研究”持续深入进行中。

本次继续分享第一板块“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成果。在讨论了长城从古建筑、古遗址到长城地带与文化景观的基本概念后，本次希望通过深入分析，探讨北京北部长城分布区域文化景观的背景与成因。

* 本论文全文发表在《北京建筑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古北口长城（研究团队摄）

01、引言

北京长城在明代近300年的军事防御与持续修筑过程中，沿长城一线形成了大量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城堡和堡寨，大多数作为自然村落延续至今。根据中国长城遗产网站发布的数据1，2006—2010年开展的北京长城资源调查共发现关堡147座，其中90%以上关堡的城墙、城门遗存等均分布于长城沿线的村庄内，其中很多关堡仍能根据现有村庄内部的建筑与街巷布局大致判断出明代关堡的空间格局。因此，可以初步确定明长城的修筑对北京北部山区的聚落空间格局形成产生过关键影响。

通过利用GIS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北京北部山区的居民点密度进行分析，将其与北京明长城资源调查数据建立空间位置联系，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驻防兵力和村庄人口数据，可以更为直观的看到明长城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空间格局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程度及背后的成因。

02、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

2.1 北京明长城地理环境

明初，帝国北边的军事防御格局完成了由洪武时期的“大将守边”“藩王守边”向永乐时期“天子守边”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北京城周边长城的战略地位高于其他边镇。北京城坐落于三面环山、一面开敞的“北京湾”小平原端口，是华北平原与北方山地和高原之间绵长的南北陆路交通线的天然焦点2，自古以来就是连通着中原与塞外最重要的关口。北宋著名史学家范镇曾在《幽州赋》中这样描述它的战略地位：“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

从山西高原绵延至渤海湾的燕山山脉在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之间形成一道强有力的屏障，分布其间的一些峡谷隘口为燕山南北的沟通提供了天然孔道，其中北京境内最重要的就是居庸关和古北口。北京明长城的作用即是通过东西向的连续墙体及关隘对南北向的天然孔道加以封锁，以实现其拱卫都城的军事防御功能。

通过使用Arcgis10软件，将ASTER GDEM V2版30m分辨率TIFF格式的DEM数据按照高程进行地形分析，其后对研究区域进行汇水流域分析，二者与长城遗存叠加，形成图1。从图中可以看到，北京长城的修筑依附于北京北部的燕山山脉和西部的太行山山脉，重要的关口均修建于18条中、小型自然河道与山口交界的位置。

图1 北京长城沿线两山四水十八沟分布图

2.2 北京明长城的修筑历史

北京明长城的修筑大致经历了“织网—锁边3—强点”3个阶段。明前期，是北京明长城的“织网”时期，主要是洪武和永乐年间，在蓟州镇长城沿线区域修筑了大量关隘和城堡等军事聚落，形成点式网状的防御体系；明中期，是北京明长城的“锁边”时期， “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后，明王朝把修筑长城边墙作为当务之急，在嘉靖至万历年间集中修筑了大量长城边墙，此时期的“锁边”配合前一阶段的“织网”，极大提升了长城的整体防御效果；明后期包括明中期末段，是北京明长城的“强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长城修筑重点从边墙修筑转向提升单点的防御效果，即开始修建骑墙的空心敌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不仅提升了长城边墙上的驻兵数量，还大大改善了长城边墙线性防御易被强攻一点而突破全线的缺陷。

清代，随着长城军事防御功能的衰退，长城沿线的关堡逐渐演变为自然村落，也成为现代北京北部山区乡村聚落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2.3 北京明长城的镇、路分属关系

北京明长城分属明代“九边”中的蓟镇、昌镇、真保镇和宣府镇。其中，蓟镇、昌镇和真保镇在明初合为九边中的蓟州镇，明嘉靖年间为加强京城防务和保护帝陵，才从中分出昌镇和真保镇。

四镇之下分别设路作为下一级的防守单元，北京明长城共涉及四镇中的11路（图2）。其中，蓟镇长城分布于今北京市平谷区、密云区和怀柔区，自东向西分属明蓟镇的马兰路、墙子路、曹家路、古北路和石塘路等5路；昌镇长城分布于今北京市怀柔区、昌平区和延庆区，自东向西分属明昌镇的黄花路、居庸路和横岭路等3路；真保镇长城分布于今北京市门头沟区，属明真保镇的马水口路1路；宣府镇长城分布于今北京市延庆区，属明宣府镇的东路和南山路2路。

图2 北京明长城四镇分布图

03、长城驻防兵力分布

3.1 明代中后期北京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聚落层级关系

明初的军制是卫所制，永乐时期出现营兵制，2种制度并存；明代中后期营兵制盛行，成为军队建制的主体，并为清代绿营兵制所效法。肖立军4将“省镇营兵制”定义为“明代省、镇总兵戍区中以镇戍等为主要任务，以营为核心编制的军事制度”。张玉坤等5将明长城的军事聚落层次体系归纳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堡城”5个层级。王莉6通过文献梳理指出：“实际上，营卫不统属……总兵官不统卫所，卫所官亦不统兵。如需要卫所官统营兵，则转为营官。”

本文基于营兵制对明后期北京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层级关系和驻防兵力进行考察，认为卫城与所城在此时期北京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作用已严重削弱，但作为营兵制的核心“营城堡”的作用认识不够，因此，按照城池所驻武职官员的级别分为“镇城—路城—营城—关隘/堡寨”4个层级，它们共同构成了长城军事防御系统的指挥中枢。

（1）镇城：即总兵驻地。明代中后期，蓟镇总兵驻三屯营，昌镇总兵驻昌平，真保镇总兵驻保定。其中，蓟镇因战线较长，又分东、中、西三路协守，各驻副总兵，因其重要性不亚于镇城，本文将之与镇城归为一级，称为协守城。西路协守副总兵驻兵于石匣营，中路协守副总兵驻兵于三屯营，东路协守副总兵驻兵于建昌营。因此，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共有镇城或协守城2座，分别为石匣营城和昌平城。

（2）路城：即参将和游击将军驻地。经统计，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共有路城10座，即前文提到的11路中除去马水口路外的其余10路指挥所驻城堡。

（3）营城：即守备和提调的驻地。根据明代刘效祖所著《四镇三关志》7和杨时宁所著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其中所记的“营城堡”进行整理，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共有35座营城。

（4）关隘/堡寨：为低级别官员及守军驻守之地。通过对《四镇三关志》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所记的“关寨”“隘口”的梳理，明中晚期在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应有关隘/堡寨一级的军事聚落不少于205座。此外，由于关隘一级的军事单位大部分存在“上关下堡”的情况，即一关两聚落甚至多聚落，准确数据尚难以确定，但保守估计北京市现行政区划应有关隘/堡寨一级的军事聚落不少于250座。

3.2 万历初期北京北部山区长城的驻防兵力分布

由于延庆区的宣府镇长城城堡大多位于妫川平原，仅有少量位于山区，因此，本文仅对明蓟镇、昌镇和真保镇长城沿线在北京市现行政区划范围内的驻防兵力进行统计。通过对《四镇三关志》卷三“军旅考”中各防区的驻防兵力进行梳理和甄别，统计主兵和客兵的额兵数量，不统计数量较少的县城、卫城、所城驻防的杂兵，结果如下：

（1）密云区：主兵共计36105人，客兵共计33836人。其中，主兵涉及督府标下的左营、右营、振武营、永胜奇兵营、辎重营、镇虏奇兵营，总兵标下的西路协守石匣营，以及各路分守的马兰峪营、墙子岭营、曹家寨营、古北口营和石塘岭营，共计12营。客兵涉及河大班军营、大同边军营、山东班军营、延绥边军营、神枢车兵营、河间班军营、保定班军营、大同边军营、河南班军营、保河民兵营、大宁班军营、定州忠顺营、西路南兵营等13营。

（2）昌平区和怀柔区（含河北怀来县部分区域）：主兵共计17860人，客兵共计15990人。其中，主兵涉及总兵标下的标兵营、永安营、昌平营及各路分守的巩华营、黄花路营、居庸路营和横岭路营，共计7营。客兵涉及白羊游兵营、保定忠顺营、京军营、宁夏边军营和山东班军营等5营。

（3）门头沟区：主兵1201名，客兵865名。其中，主兵涉及沿河口营1营，客兵涉及忠顺营1营。

04、基于GIS系统的聚落分布及密度分析

4.1明长城沿线的聚落空间分布特征

1949年后北京北部山区未出现大规模开发，村落发展多基于原有村庄扩大，少有新增。因此，如果忽略村庄面积，可以粗略认为，现有村庄的位置和数量，基本可以体现历史关堡的情况。使用2020年12月高德地图的北京市、河北承德市、张家口市自然村的位置和名称数据，在城区部分按照居委会的名称数量进行统计，将所有自然村的点位录入GIS，采用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的方法，生成北京市自然村核密度分析图，并将其与明长城资源数据叠加，形成图3。

图3 北京市自然村核密度分析与明长城关系示意图

从图3可以看到，长城沿线区域的聚落密度较高，且呈现出明显的分段特征。在密云区的白马关、古北口、曹家路、墙子岭内、外两侧尤为突出，核密度值最高的达到10000-12000的数值区间，与北京城区部分区域相当；怀柔区的聚落密度较低，但仍然呈现出长城内侧高于长城外侧的特征；昌平区和延庆区聚落密度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平原地区，但聚落仍然呈现出沿明长城宣府镇南山路北侧和明长城昌镇居庸路南侧分布的特征；古北口外延续至河北滦平县的一线区域聚落密度较高。

考虑到同等地形和自然环境条件下，聚落密度应随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小，但长城沿线区域较高的聚落密度说明现今长城两侧的大多数村庄应与明代长城堡寨驻防的军士有关。此外，乡村聚落一般多沿交通或水系布置，但从密度值的横向比较来看，交通干道与主要河道区域的聚落密度值不是特别明显。

4.2明长城沿线聚落空间格局成因分析

通过以上明长城沿线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长城防御性越强的区域，聚落密度越高；长城防御性越弱的区域，聚落密度也越低。本文试对这一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

首先，明初实行的卫所制促进了大型军事聚落——卫城和所城的形成，至明中后期随着营兵制成为军制的主体，以及对长城中小隘口防御的加强，使得长城沿线区域形成大量中小型军事聚落，这一作用强于自然环境对聚落选址的影响。此外，明朝建立后以卫所军户制度为基础，实行军屯、军妻随行等制度，这些制度为长城沿线区域屯兵聚居的临时性聚落提供了稳定因素，使之可以逐渐转变为世代延续的永久性聚落，与乡村里甲一样开始具备基层社会特征。

其次，在长城防御性强的区域，高军民比使得军事型聚落成为区域社会的主要单元。以密云为例，前文已统计明中后期密云长城沿线各级军事聚落驻兵近7万人，除去部分客兵仅春防或秋防才调往驻防区域，密云每年应有不少于6万人的常驻军队。如考虑到以家庭为单位，密云长城沿线军事聚落应不少于15万人。明万历版《顺天府志》记载，密云县编户19里，共计1647户，17051人。该时期密云县版图与现密云区行政区划基本一致，因此可大致推算密云的军民比接近9:1。

第三，清代长城废弃后，人口由关内向关外的转移促进了关外城市的形成。清前期，长城的军事功能下降，但其作为限制蒙汉两族冲突与交流并隔绝内外的作用增强。清中期以后，这一制度已无法阻碍长城内外人民的交流与融合，长城以北近边地区成为关内聚落民众出边开垦的首选地8。《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曾提及：“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踰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夫利之所在，虽禁之而不能止。”这一史料也充分说明了古北口外聚落密度较高的原因，而滦平县于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正式建县也正是关内人口向关外迁移的一个结果。

05、结论

综上所述，明长城的修筑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空间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关键影响，形成了三大特征：一是长城的位置和走向对北京北部山区聚落选址的影响强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二是长城沿线聚落密度的高低与该段长城防御作用的强弱呈强相关，并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分段特征；三是长城防御作用突出的区域呈现出以军事型聚落为主体的社会特征，而促使这一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明代沿边地区的军事制度对区域社会、人口、生业方式等各方面的全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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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蔡超

图照：蔡超

编辑：汤羽扬 傅鑫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