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质化研究

2019年底疫情的到来使得原本唾手可得的线下数据获取变得困难重重。检索发现，近两年不少研究者选择了转战线上研究。其实，线上研究并不是一个新场域，早在2019年孙信茹教授就发表了这篇文章，梳理了不同类型网络民族志研究案例，追溯了网络民族志研究的理论渊源，提出：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实践与分析，应该先要回到对“网络空间”本身的理解上。我们当下所处的网络社会背景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现实情境，“发现”和“理解”空间的变化是把握网络民族志实践及方法的基础。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不免有些超前意味，再次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常读常新。一起来阅读吧~

作者：孙信茹

来源：我读（ID:My-reading）

原文刊发于2017年第11期《新闻与传播研究》

摘要
网络和新媒体的崛起生成了人们新的社会活动空间，通过对不同个体或群体对网络与新媒体运用的细致考察，展现新文化形态的变化与特质，成为近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研究议题。但因研究者各自的立场和学科背景等差异，使得人们在研究起点、对象范围、使用方法等层面体现出较大差异。本文在梳理了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网络空间是研究者展开网络民族志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对这个空间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该空间中活动的人及其实践的探寻，是网络民族志方法讨论及运用的前提条件。文章同时提出，“编织”与“讲述”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展开研究实践的两个方向。编织，意味着研究者在网络空间中完成研究的过程，同时，也关乎其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葆有的基本立场和角色定位，更指涉了研究中具体展开的方法。讲述，则使研究者意识到网络民族志不仅仅是方法，还是一种书写的文本和表述的方式，文本叙述中的整体观和参与性等应是研究者考量的内容。
关键词
网络民族志; 线上; 线下; 编织; 书写

01

引言

近年来，网络和新媒体的崛起生成了人们新的社会活动空间。网络媒体不仅是人们获取一般性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形塑个人思维观念、形成新的文化表达、影响个体社会行为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手机和社交媒介的广泛运用，大大增加了个体或群体书写、表达进而参与文化实践的机会与可能性。从这样的角度看，互联网不只是独立的技术力量，还是新的文化形态。[1]在这个时代，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使得“技术和文化互动的方式如复杂的舞步，紧密交织、纠缠”。[2]通过对不同个体或群体对网络与新媒体运用的细致考察，展现新文化形态的变化与特质，成为近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研究议题。但因研究者各自的立场和学科背景等差异，使得人们在研究起点、对象范围、使用方法等层面体现出较大差异。尤其在研究方法层面上，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甚至争议。如何对网络文化和流动的互联网空间展开观察、分析？方法如何与研究议题有效关切，这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而我此前完成的一项网络民族志研究，恰好为这些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方法论的思考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基础。

我在2015年年末至2016年间关注了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微信群，从中窥见他们对微信的理解和使用。[3]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运用了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因而借助该个案的解析，我开始尝试讨论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论问题。

具体而言，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名为“大羊青年”的微信群。该群的成员都是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大羊村的普米族年轻村民，唯有我一位来自昆明的研究人员。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这个村进进出出5年多，展开访谈和其他形式的田野考察，结识了很多村民，包括这个微信群中的很多成员。在研究中，我主要围绕这群普米青年在微信群里真实生活的展现与个人叙事、人们在微信中的交往互动和文化实践活动两方面的内容展开。我发现了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微信形成书写的“文化空间”。普米青年对微信的使用，形成他们特有的文化表达方式及叙述空间。二是，“熟人社会”发生迁移。传统村落多是熟人社会，他们在网络中的活动，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对这个社会空间分析发现，现实中的自我和人际关系网络几乎被移植到了这个微信空间中。同时，他们又在其中形成新的交往方式、构建有别于现实的交往网络。三是，形成不同的“自我”，主要包括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四是，发现不同的“勾连”。对于普米青年来说，微信平台将他们生活的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进行勾连，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个体与族群、村落内部与外部也得以连接转换。

尽管讨论的是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个案，但是，通过这个研究，我得以亲身体验在网络中对一个小型“社区”如何展开观察的过程。我试图讨论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研究中我提到的“书写”与“勾连”是否可以成为研究微信使用者的两个基本概念？在其他网络空间和互动人群中，这样的概念是否同样适用？网络、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社会空间，研究者如何介入到其间、应该以怎样的一种立场和角色定位展开分析？如何把握网络中的“线上”和现实中的“线下”关系？民族志作为网络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如何遵循严谨的学科规范进行操作？同时，网络民族志也体现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如何与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实现对话或结合等。因此，本文的分析建立在研究者个人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者已有的一些分析成果，尝试对网络空间、网络民族志的方法、研究者定位及网络民族志的文本如何叙述等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02

网络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理论溯源

诚然，如开头所言，目前关于网络民族志的讨论呈现出较多的视角甚至不乏一些争议。因此，我们不妨先回到网络民族志研究的脉络中。大部分学者都较为认可在2000年前后，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领域内开始比较多的讨论与互联网有关的研究方法。但事实上，如果从人类学学者的研究视野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人类学家开始运用互联网对女同性恋等群体展开民族志调查：研究者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私下面对面的访谈，呈现一个“女同性恋咖啡馆”的网络社区如何被创建以及人们在其间的互动和关系维系方式。[4]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按照卜玉梅的梳理，S．琼斯( Jones，1999) 的《进行网络研究》(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开创性地探索了与网络研究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曼恩和斯图尔特( Mann ＆ Stewart， 2000) 的《网络沟通和定性研究》(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不仅将互联网作为研究田野，同时也将其作为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工具；第一本对互联网进行全面介绍的民族志研究著作是人类学家米勒和社会学家斯莱特合著的《互联网: 一项民族志研究》(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 Miller ＆ Slater，2000) 。在此书中，作者展示了对互联网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整体图景；同年，海因出版了《虚拟民族志》( Virtual Ethnography) ( Hine，2000) 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对互联网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可能及方法论原则。[5]

国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刘华芹在2005年出版的《天涯虚拟社区》[6]一书，该书运用民族志方法对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进行了详细考察，这是中国人类学关于互联网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事实上，在2004年，朱凌飞、孙信茹就对互联网与民族志调查展开了一些初步的讨论，认为不论是在线生活还是离线生活，都要求调查者进入研究对象的文化中，熟悉他们的生活，甚至成为其中的一员。[7] 近年来，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和讨论开始逐渐增多。经过梳理，我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的讨论上：

第一、如何界定网络民族志？换言之，网络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的差别是什么？

多数学者认为，网络民族志的基础还是传统民族志，尽管人们研究面对的情境有了较大变化，但是，传统民族志的基本方法和理念仍旧奏效。比如有学者认为，虚拟民族志是对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调整和改进。[8]还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的出现确实对传统研究方法有冲击，但传统民族志的方法论原则，例如整体性原则、对文化的关注、情景化的原则等仍然适用并指导网络研究。[9]当然，也有学者提出，网络民族志与实地民族志最大的差别在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网络民族志就是对“线上世界”的研究，它的对象只应限于“线上世界”，“现实民族志”的对象是现实的、具体的社区，而“网络民族志”的对象是网络（或线上）社区。[10]尽管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有一些争议，但大部分学者都较为认同网络民族志和传统民族志多有渊源关系，二者须臾不可分。

第二、如何理解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

民族志的研究必然要面对“田野”的问题。经过这么长时期的发展，传统民族志的田野已有基本的共识。但是，网络中的田野是什么？这个田野有边界吗？研究者产生了较多的阐释。在互联网研究的早期，我国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田野是虚拟的，与现实田野相对。[11]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人们感受到和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虚拟社会”，从这个角度理解网络中的田野似乎还行得通。但是，今天，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不断在模糊，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界定田野似乎已经缺乏更多的解释力。有学者提出，“虚拟民族志将社区概念去空间化(despatialize) ，注重的是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 而不是物理空间” [12]还有学者认为，网络中的田野是随时流动的，应该根据受访者及研究者的身体流动而流动。在信息社会的流动空间中展开田野调查，需要研究者对流动的身体在场给予特别的重视。[13]这些论述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并不能用特定的空间或地理位置加以局限，且这个田野是变化和流动的。由此，还有其他学者提出：民族志改变田野，同时民族志在这个过程中也被田野所改变。[14]

相比一些学者比较宽泛地讨论网络中的田野，库兹奈特对网络的田野及其构成做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他认为，线上社区是网络民族志研究中要重点展开调查的，我将其理解为这就是他所谓的“田野”。他提出这样几个标准：1、社会集合体，网络民族志的核心主题是集体，研究人的群体、聚集或集合。2、从网络兴起。3、讨论或沟通。4、足够多的人，最少要有20个人，但也不能太大，否则难以维持社区的亲密氛围。5、公共讨论。大多数网络民族志讨论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6、足够长，持续和重复的互动接触。7、充分的人类情感，公开、诚实、相互支持、信任、归属感等。8、形成个人关系的网络。按照这样的标准，库兹奈特提出了一些合适的线上田野，包括论坛、聊天室、游戏空间、虚拟世界的网站、列表、链接环、博客、维基、音频视频网站、社会内容聚合器等。[15]

这些表述大致给我们勾勒出了网络民族志中“田野”的构成。这当中，有一个观点颇值关注：有学者提出，线下的语境也应该纳入对互联网使用的考察范围。网络世界自身的完整性与此是并行不悖的，是否需要将线下纳入线上，则基于实际研究中的不同课题而定。比如，在一位研究者对加利福尼亚青少年的研究中，她将视角放宽，向读者展现了这些青少年在学校宿舍中卧室的实际样貌，这样的比照一目了然，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青少年是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创造一种与线下世界相关的氛围。[16]

第三、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是什么？

在传统民族志中，田野观察是核心方法，那么，到了网络民族志，如何理解和运用这种方法？一些研究者提出，参与式观察和对不同群体的成员进行访谈，仍然是研究网络文化的主要方法，但一些传统的人类学方法被赋予新的含义。如对“他文化”观察和描述就变成了对在线话语或超文本以及超媒体的仔细分析，遥远的“异域”被拉到了触手可及的屏幕前。同时由于在线行为通过超文本或文本的交换而发生关系，所有“前台”、“背景”等都以文本的形式出现，谁是互动者，谁是被互动者，以及“观察”、“描述”等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17]还有这样的观点：民族志学者需要将参与观察法与启发式方法（如访谈，焦点团队）相结合，从而不仅了解人们怎么说，还有人们如何实践，因为“说的”与“做的”之间存在区别。[18]库兹奈特则提出网络民族志的几种基本方法：线上访谈、焦点小组、社会网络。[19]

除了上述表述之外，有的学者通过自己的田野实践和观察，他们提出的一些研究方法颇让人有启发，如杨国斌认为，“浸染（immersion）”是网络民族志最重要的方法，并相信通过研究者直接参与才有可能真正了解网络文化。[20]台湾学者陈志萍通过3年多的田野工作，提出“潜水”、“主动参与”与“反串角色”等三种不同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21]这些论述，与传统民族志的田野观察等研究方法或形成呼应，或在具体操作、形式上有很多变化，也或者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作为补充。

第四、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

在1977年人类学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中，布迪厄在“跋”部分直接把拉比诺的创意概括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22]这种表述在民族志发生反思和转向的背景下提出，同时也涉及到了民族志调查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观点对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者无疑也是具有极大启发价值的，换言之，研究者和对象之间必须保持高度的互动性，成为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呈现出的较为鲜明的特点。可以说，“在网络民族志的田野中，不仅多点民族志的研究者的身体具有流动性，受访者的身体也是流动的，研究者需要在网络田野中对这种动态的互动关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23]

这种观点，在不少讨论网络民族志的学者中都曾提到。甚至在很多时候，研究者不仅仅与研究对象展开互动，而且，研究者自己也可能成为研究对象。“网络民族志像民族志一样，包括记录研究者的参与体验。” [24] “一个研究者要成为线上社区的成员可能需要给社区贡献良多。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以成为参与者‘寻求帮助的人’。他们可以提供服务，扮演一种持续的公共角色。” [25]同样的，杨国斌在研究中国网民网络行动时也提到，自己以匿名的方式开了个人博客，以此增进对中国博客文化的了解。[26]

除了上述4类讨论较多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探究网络民族志研究对象的变化，追问网络民族志的价值以及这种方法能够涉及到的研究范围、议题等。如有学者提到，网络民族志不仅要理解新“村落”和“社区”是什么，还要描述这类群体的类型。正是这些群体利用因特网、万维网、电子邮件、聊天室、BBS 等电脑媒介，创造了独特的赛博文化。[27]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对数码人类学来说，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找到新的研究途径，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媒介实践与个人、社区及群体生活之间的关系。” [28]

03

网络空间的“发现”与“理解”

从以上对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的理论溯源中，不难看出，研究者都较为关心“网络空间”这个重要的研究“环境”。的确，要讨论网络民族志的边界、方法等问题，网络空间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和基础，离开了网络空间这个独特的环境，所有的讨论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讲，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实践与分析，应该先要回到对“网络空间”本身的理解上。恰恰是网络空间的崛起，使得人们的现实存在、交往、流动及认知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去“发现”和“理解”这种空间的变化，或许是把握网络民族志实践及方法的基础。更进一步说，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首先基于我们当下所处的网络社会背景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现实情境，即：一个网络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在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上都以网络为社会和媒体的深层结构的社会。进而言之，不论是个体的，群体的还是组织的，其要素都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29]

在这种社会基本要素都被网络相连的时代，网络具有其存在的特殊时空与运作机理。可以说，网络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两个基本向度，因此，有人说，赛博空间不仅是一个超越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间，而且也是一种以数码的方式重构这种日常现实性的空间。[30]甚至有学者认为，数码文化的空间要素理应被视为关于数码科技的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31]因此，对网络的把握必须要结合其特定的空间展开分析。在过去，“有关地理空间的研究与实践被认为是普通人望而却步的高深学问，但在今天，这样的地理实践早已成为了日常生活中频繁发生的数码实践”。[32]这话恰恰道出了当下网络成了普通人日常活动所展开的基本环境。例如，在我研究的普米族青年对微信的使用过程中，不难看到他们运用微信，很容易就创造出一个和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网络空间。并且，这种新的空间构成，用潘忠党等人的观点来说，空间处在不断的重构或再生过程中。在数字化生活中，一大特征是空间的叠加和交织，前、后台的区分难以固定，中心与边缘相互渗透并颠覆。[33]如果说，过去我们以地理方位和物理疆域来界定空间，而今，我们应该看到高度流动性所带来的空间的消亡，同时，也需要思考，空间是如何被“再疆域化”[34]的。如在普米族青年的微信群里，昔日逐渐淡漠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表达，在微信平台中，反而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群体中的民族认同意识，并增强个体的文化接纳感。在网络空间中，遥远的距离可能不再成为问题，相反，因为阶级、认同、权力等不同因素，看起来遥不可及的距离也可能会被消弭，人们在其中可以取得新的关系和联结。

如果对以上讨论做个简单归纳，不难发现，我们对网络空间的理解，至少可以从这个几个特点展开：空间具有重构和生成性，这个空间本身就如一个开放的场域，不同的群体和文化形态在其中可以展开复杂的互动；空间可以不断叠加和交织，使得新的社会形态之形塑成为可能；空间的疆域被打破但同时又可能重塑疆域，从这个角度看，网络空间既是流动性的空间，同时又催生或塑造新的流动方式；空间连接不同的社会关系，即网络空间在改变人们的社会交往逻辑和呈现方式，甚至形成新媒体使用者不同的社会关系。

在把握网络空间基本特质的基础上，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人们基于这种网络空间所展开的独特运作实践。“从空间的使用和体验来看，人们在空间的结构中展开策略地选择，而且使用智能手机、网络等媒介技术，将自己的感官体验转换为与他人分享的图片、视频和语言叙述，将自己的空间实践转换为空间的再现。在此过程中，人们连接的不仅是不同的实体空间，而且是实体和虚拟的空间，以及个人体验与社会交往。” [35]从这个层面上讲，理解网络空间 ，其中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使研究者看到具体的实践者借助网络，在不同空间中实现转换和不同个体体验的连接成为可能。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基本是在固定的物理空间中进行交往和互动，而“在这样一个移动化的社会空间中，个体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遵循全新的运行规则。” [36]由此，有研究者借用梅罗维茨的“场景”概念，认为此概念恰好定义了移动化的社会空间，“不仅包括地点所创造的现场交往的社会行为，同时纳入了由新的数字化传播构建的更宽泛的社会交往。” [37]可以说，网络空间的生成，让研究者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空间所具有的新的特征，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人们在这个空间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实践、交往及其新的文化形态。

同时，如前面对网络空间的理解，我们在网络中展开民族志的研究，但并不意味着网络空间是独立于现实的存在，它往往也会和现实的生活空间产生关联及互动。因此，这或许提醒我们，对网络空间的理解不仅要关注网络空间内部的独特性及人们在其中的实践活动，同时，也要求研究者要向网络之外看，即拓展到线下的观察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个人整体论提醒我们，没有人是完全生活在网上的[38]。网络这个空间虽独立存在，但却日益对现实情境和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也必须在他们所在的线上社区和文化背景中努力了解这些互动所象征的意义，而不是将成员或他们的实践从背景和文化中抽离出来。” [39]以我研究的普米族微信群交往互动为例，我们最常看到的也是人们在线上线下频繁转换。我对他们的观察和访谈，也会从线上的偶然事件或他们的讨论，触发我在线下对它们的追本溯源。

此外，把握网络空间还必须看到网络中的活动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网络空间中的参与者关系复杂，人们在这个空间中的活动也异常多元。“这种网络构成了一种社会超文本，不仅能够让人们互相交换信息，而且还能够行动、交流和建构，以及保持个人的和文化的身份。” [40]因为网络的构成人员太过复杂，所以，进行田野观察时应该考虑这些不同参与者的差异、身份、关系互动等问题。对此，库兹奈特的看法是：对线上社区研究时，要关注：谁是最活跃的参与者？谁看起来是领导者？哪些话题最受欢迎？这个群组的历史是什么？过去是否有重大的冲突？它的成员与哪些群组还有联系？发布帖子和发表回复的成员各有什么特征（人口、兴趣、观点、价值）？他们所珍视的概念和规范是什么？该社区所使用的特殊语言是什么？他们是否有特别的仪式或活动？他们的日常行为有哪些？[41]这些提法，使我们注意到网络空间中活动主体的多样性及其之间复杂的关系构成。同时，这样的视角也提醒研究者，对网络空间展开分析，有必要对其中的实践者的身份、角色等进行分门别类的划分，当然，还要注意到他们之间交织的关系和彼此间的互动。孙玮在对微信研究中产生一个理解视角：“一个个体以形形色色的面目出现在各种关系网络中，成为各种相互交织、融合、转换的网络中的多个节点……”。[42]她将这种新型主体称之为“节点主体”。这些节点与网络紧紧联系在一起，脱离了网络，节点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换言之，正是依托于网络这个特殊的时空，这些个体交织、互动，产生新的意义。

网络空间，是研究者展开网络民族志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对这个空间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该空间中活动的人及其实践的探寻，是网络民族志方法讨论及运用的前提条件。这个网络空间，实则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场域，其存在势必让我们的研究产生许多新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如格尔茨所说，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43]网络，为人们提供的或许是一种崭新的意义之网，在这张网上凝结成人们不同的社会和生活经验，形塑的是人们具有差异性的价值信念与文化表达。

04

网络民族志的“编织”与“讲述”

基于以上对网络空间几个层面的理解，我结合自己网络民族志的具体研究，以此分析网络民族志的具体方法及研究实践得以展开的可能性。在我看来，“编织”与“讲述”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运用一定方法并展开研究实践的两个方向。或许，这两种说法并不能算是严格的学术概念，但是，它们大致能够描述出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进入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角色、行动方式、叙述等环节。

从编织的原初意义来看，它特指人们把某件东西相互交错或组织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是人们如何按照自己所需要的目的和想法对信息进行有序的组合与排列。从这个原意生发开来，网络民族志的研究首先表现为一种过程，即研究者以什么样的角色和身份进入到研究过程中？和研究对象如何交往？如何获取及组织相关信息等问题，就是我所谓的“编织”。这里的编织，可以进一步理解为研究者采取怎样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将自身置于所研究的网络空间和人群中；如何定位自己，和研究对象的交往、获取相关资料的方法等问题。因此，编织，意味着研究者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葆有的基本立场和角色定位，更指涉了研究中具体展开的方法和过程。

具体来看，这种编织需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首先，研究者以什么样的身份和立场展开网络民族志的调查，我认为这是研究者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事实上，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者是一个“参与体验者”。参与体验者能够说明研究者对所研究群体而言的积极贡献者的角色和研究者的个人体验。[44]正是缘于这种“参与体验”，网络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个研究过程。在这种参与、体验、对话甚至互动的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断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对象的“卷入”程度可能是比较深的。从我自己的实践经验来说，似乎也印证了这个特点。在对普米族微信群的研究中，事实上我自己也常常成为这个“群”中的一员，也会参与到他们的一些讨论、发红包等活动中。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也会以朋友的方式和我聊天，或者拿一些具体的问题向我求教。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和身份意识，决定了研究者将如何与被研究对象展开交往、互动，以何种方式来获得相关调查资料的问题。这当中又可以注意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如何搜集资料。“在网络民族志中，使用资料和搜集这样的术语实际上并不贴切，亦无助益。它们好像在暗示，‘资料’这些事物好像是地上的树叶或是桌上的文件一样四处散开，而你的工作就是简单地把它们聚到一起，然后‘收集’起来。” [45] “在网络民族志中，资料搜集意味着与一个文化或社区的成员进行交流。这种交流可以有多种形式。但是不管用哪一种形式，它都需要与社区成员有相应的卷入、参与、联系、互动、分享、关系、合作和连接——不是与网站、服务器或键盘交流，而是与另一端的人交流” [46]。以我自己的实践为例，在对普米族年轻人微信群的分析中，我与这些年轻人的交往不会仅仅集中在某一些特定的时间，我和他们似乎永远“连线”。他们在微信群里的每一次互动、分享和讨论，都成为我搜集的资料。这也同时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往、互动来看，研究者不能仅仅限于网络中的资料获取，换言之，不能仅仅停留在线上的“编织”，还可以扩展到线下的互动、观察甚至资料的获取上。事实上，这种网络的在线和现实情境的了解是互为建构，互为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表现，可能会和线下那个“我”形成极大的反差。了解那个线下的我，或许有助于剖析和观察那个线上的“我”。这正如在对俾斯麦的心理史学研究中，心理学家奥托·弗兰兹认为，俾斯麦并不是人们简单理解的铁血宰相，在其性格中还有软弱、甚至懦弱的一面。他的研究资料有几类：俾斯麦的个人经历，俾斯麦的日记及和朋友的通话、俾斯麦在日常生活中特殊的典型行为、他做的梦。[47]如果说，日记、和朋友通话等有些类似我们今天说的“线上”表现，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典型行为，更像是我们说的“线下”。两种方向结合起来研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俾斯麦形象。线下的了解提供了研究对象存在的真实情景，可以为了解他们网络行为提供更深入的文化解释。有了这种了解，研究者再重新回到线上，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甚至调整下一轮的观察内容和方向。有研究者提出，网下的生活对于田野点来讲应该被视为一种情景( context) ，通过对情景更多的挖掘才可以深入虚拟社区的文化。[48]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网络民族志不算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而是民族志方法在网络空间中一种新的运用。网络民族志并不排除现实民族志的一些方法，传统民族志的基本方法仍旧是基础。

当然，研究者在网络空间中要完成好这种编织，同时还要考虑编织的场合，这样，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成为另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中，意味着这个网络空间即是人们展开研究的“田野”。相较传统民族志中地理意义上的田野而言，网络空间这个田野无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网络空间中的田野变得多元、不断变化、田野的时空展现出新的意涵。

“编织”之后，必须要考虑如何“讲述”的问题。这里，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同时又体现为一种文本。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和呈现，是民族志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民族志的反思及转向研究中，人们早已提出，民族志不仅仅是方法，还是一种书写的文本和表述的方式。如何书写并进行表述，这就涉及到了“讲述”的问题。

在传统民族志看来，民族志的使命是以整体的方式写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49]民族志学者必须把社会想像为一个“整体”(whole)，并且通过对眼见的地方、耳闻的谈话、遇到的人的描述将他对“整体的想像”传达给读者。[50]也就是说，我们在完成研究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呈现那个事件或人本身，还要清楚描述出具体研究中涉及到的线上和线下的诸多方面，从而让读者觉得自己了解和抵达了那个社会整体。这样的观点更加提醒我们，在完成网络民族志的文本表述的时候，事件、人物、空间等之间的相互连接、转换和整体性考察、呈现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在网络民族志研究的书写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特质和表现做清晰地呈现，还必须把这个研究对象及其活动还原到他们生活的具体文化情境和社会逻辑中。如我在普米族微信群的研究中，要了解这些年轻人在微信中的个人叙事和表达，就必须要把他们的这些具体内容、互动行为等放置到他们现实的社会背景、生活状况、文化情态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交往网络中去考察，只有在这些整体性的社会情境分析和描述中，才能更准确地描述这个群体和其他群体在使用微信上的异同，当然，也才能真正窥见微信之于这个群体的深层意义和深远改变。再如，有学者研究网络中的艾滋病交流论坛，除了对人们在论坛中的交流内容和互动方式等问题进行研究之外，还应该研究感染者所处的现实文化、政治、社会环境等问题。

此外，网络民族志的书写是一个“更具有参与性和自传式的网络民族志，更关注田野笔记中获得的第一手个人反思”。[51]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的民族志反思风潮中，就有研究者提出采用新的方法书写民族志的文本。采用个性化的叙事方式，强调用作者的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来表达文化、讨论文化，这种写作实践被称为自传式民族志[52]。这种书写实践善于从微观和自我感受等角度展开书写。对于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者来说，对某个研究对象的观察，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自己进入到这个群体中，研究者展开的互动式访谈和调查，有可能会与该群体共同完成某些叙事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民族志可以采纳多种表达方式，如第一人称叙事、个体体验的角度展开、故事性的描述等方式。[53]这种思考，或许也能给我们启发。

网络民族志，究其根本还是民族志，两者之间有很多共同。但是网络民族志的提出，其更为重要的意义还不仅仅限于方法层面，而是让我们看到网络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和生活世界，在这当中，网络民族志势必面对新的现象和新的研究问题。不管未来如何发展，“网络民族志的任务既要成为这一激动人心的新文化领域的探险家和绘图者，同时也是人类学家，谦恭地和全面地研究在这些新的线上世界中迅速栖居和克隆的人类。” [54]

注释
[1]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2]（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3] 参见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该文中对和东阳如何运用文化资本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做了详尽论述。
[4] Shelley Correll: The Ethnography of An Electronic Bar：The Lesbian Café.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Vol.24 No. 3,October 1995 270-298.
[5]以上参见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和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6]刘华芹：《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7]朱凌飞、孙信茹：《走进“虚拟田野”———互联网与民族志调查》，《社会》2004年第9 期。
[8]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和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9]张娜：《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0]郭建斌、张薇：《“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变与不变》，《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11]朱凌飞、孙信茹：《走进“虚拟田野”———互联网与民族志调查》，《社会》，2004年第9 期。
[12]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和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13]任珏：《身体的在场：网络民族志的性别反身性》，《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
[14]（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5页。
[15]（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16]（英）丹尼尔•米勒、（澳）西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17]参见杨立雄：《赛博人类学: 关于学科的争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4期。
[18]（英）丹尼尔•米勒、（澳）西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19]（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5页、58页、64页。
[20]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21]陈志萍：《精进网路研究方法—网路民族志》，《图书资讯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2]（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的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5页。
[23]任珏：《身体的在场：网络民族志的性别反身性》，《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
[24]（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25]（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0页。
[26]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27]杨立雄：《赛博人类学: 关于学科的争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4期。
[28]（英）丹尼尔•米勒、（澳）西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0页。
[29]（荷兰）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30]（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31]（英）丹尼尔•米勒、（澳）西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109页。
[32]（英）丹尼尔•米勒、（澳）西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110页。
[33]潘忠党、於红梅：《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 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34]（英）丹尼尔•米勒、（澳）西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110页。
[35]潘忠党、於红梅：《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 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36]江飞：《场景研究: 虚拟民族志的逻辑原点》，《学海》，2017年第2期。
[37]江飞：《场景研究: 虚拟民族志的逻辑原点》，《学海》，2017年第2期。
[38]（英）丹尼尔•米勒、（澳）西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39]（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40]（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
[41]（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
[42]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12月。
[4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4]卜玉梅：《虚拟民族志: 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45]（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46]（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47]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48页。
[48]张娜：《虚拟民族志方法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49]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总28期。
[50]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总28期。
[51]（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7页。
[52]杨爽、钟志勇：《自传式民族志：概念、实施与特点》，《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
[53]参见蒋逸民：《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54]（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