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纸币及其制度安排
张念瑜
北宋印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宋代纸币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不断完善，后来影响着元、明、清的纸币制度。到晚清，纸币方为法定货币。在欧洲，最初的纸币是1661年由瑞典银行发行的，但不是作为真正的货币来使用。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开始发行银单。银单最初是手写的，后来才改为印刷品。今天，世界上共有两百多种纸币，流通于世界193个独立国家和其他地区。比较重要的纸币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等。
我们现在研究宋代纸币制度，其意义不在货币本身。
宋代的纸币包括北宋的交子、钱引、盐钞和南宋的关子和会子等。这些纸币充当的货币职能是不同的。同时，尽管宋代实行中央集权，但货币流通却具有极强的地方性。交子主要在四川流通，曾在河东、陕西印行，但都失败了；钱引和南宋的关子、会子流通范围要大得多。因跑图书馆不太方便，主要利用数字图书馆和网络资源进行研究，也尽量参考有关地方金融史研究成果。
一、宋代纸币产生的历史背景
纸币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果。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四川地区铜钱短缺，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1枚铜钱相当10枚铁钱，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文钱，重约500斤，要用车载。而蜀汉通往外界的道路又异常崎岖难行，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
同时，纸币的产生得益于中国本土的纸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中唐以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出来；印刷纸币的纸是用楮树皮制造的，故最早的纸币--交子也称“楮币”。《宋史·席旦传》：“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
交子的制度创新直接源于中唐的“飞钱”。《宋史》记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1]。飞钱（亦称"便换"）是汇兑券。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2]。中唐钱币缺乏，各地禁钱出境，在京师的商人将钱交给各道驻京的进奏院， 各军、各使或富商，取得凭证，回本道合券取钱。当然，飞钱与现代的汇票也是有差别的。在汇票承兑制度中，不是收款人和付款人直接收付，而是通过第三方（银行）代理收付。飞钱的付款人也是收款人。它是“均输”的变种。所以，飞钱没有充当货币的任何一种职能。然而，交子则不同，交子是一种纸券，是铁钱的替代品，能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自然也就是货币。
二、北宋初期民间交子的滥觞及发展记载的辩析
《文献通考•钱币考二》记载：“太祖时，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后，定外地闲慢州乃许指射。自此之后，京师用度益多，诸州钱皆输送，其转易当给以钱者，或移用他物。”由这条记载可见，宋太祖在全国仍然推行唐代“飞钱”制度。当然，当时的益州（成都府为其治所）也是实行“飞钱”制度的。“飞钱”仅是在京师与成都之间充当契券的职能。但可能是交子产生的先声。
南宋杨仲良编《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宋朝正少卿赵易安去蜀国目睹铜钱紧缺、铁钱不值钱的现状后上谏蜀地改铸以一当十的大铁钱，因为其他官员反对而没有实现。这说明此时蜀地尚未有更便利的纸币（交子）。赵易安出使蜀地是淳化三年（991年）。淳化四年（993年），在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993-995年），使铁钱的铸造被迫中止，由此造成钱荒。南宋李焘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以后简称《长编》）记载：“先是益、邛、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同书第五十九卷记载：“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后已有交子。”由此可见，交子出现的时间区间应该在992-996年[3]。
“交子”本是四川方言，“子”是川语惯用的尾音，“交”是相会、相合的意思，指两张券合起来，就可兑换现钱。它是在一张小纸片上，印上房屋、树木和人物的图画，并作上暗号以防别人仿印（见图1）。显然，私人印行（书放）纸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首先，印行纸币的人要有足够的信誉；其次，需要建立网络系统，形成一整套组织制度；再次，要有一支专业人才队伍；第四，印发人需要有巨额财富。但史料记载是不同的：
1．《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癸卯条说: “初, 蜀民以铁钱重, 私为券, 谓之交子, 以便贸易, 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资稍衰, 不能偿所负, 争讼数起。”
2．南宋承仪郎李攸编《宋朝事实》卷15《财用》：“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
3．元人费着所著的《褚币谱》中说: “蜀民以钱重, 难于转输, 始制褚为券… … 谓之交子… … 其后富民十六户主之”。据近人研究, 《褚币谱》实为宋人著作, “ 成书下限应在庆元三年左右”（叶世昌，2002））。
4．《宋史•食货下三》：“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由上可见，《长编》记载私交子是十六富户主之；《宋朝事实》记载私交子是由“豪民十余万（？）户”共同发起的，其中“万户”之“万”字应该去掉，就与《长编记载接近。《褚币谱》记载，先已出现交子，“其后富民十六户主之”。显然，“其后”的说法很难符合实际。《宋史•食货下三》的记载增加了新的信息。解读上述文本，其大意是：在政府官员张咏的策划下，“富民十六户主之”。这属于古代版的“官督商业办”。
张咏(946年-1015年)，太平兴国年间进士。真宗时官至礼部尚书，尤以治蜀着称。 他曾两次治理蜀地。第一次是太宗淳化五年（994）至至道三年（997），第二次是真宗咸平六年（1003）至景德三年（1006）。《宋史•张咏传》没有记载张咏领导印行交子的故事。《宋史•食货下三》记载真宗时张咏主政蜀地书放交子。这是张咏第二次主政蜀地的事情。也就是说，1003-1106年由张咏策划组织十六富户书放交子。这在时间上升很难吻合。
私交子流通时间不长。根本原因在于私商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如将交子要取现钱，每贯要扣30文，即管理费率为3%。但有的交子店铺对交子的兑现，交子面额1贯（1000文）只兑现钱七八百文，还有的伪诈行为，由此词讼不断，以至聚众争闹[4]。《宋史》记载：“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从仁宗天圣年开始，交子的书放由商办转变为官办。
三、北宋的交子、钱引的发行与流通
（一）北宋政府对交子、钱引书放的制度安排
官方书放交子、钱引，有下列规定：
第一，官交子由皇帝批准、地方印发（书放）。交子主要流通在益州（主要是今四川、重庆等地）。益州书放的交子，须使用益州观察使印记，登记在册[5]。宋天圣元年(1023年)设益州交子务。《楮币谱》记载：“元丰元年（1078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1163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 净众寺早已不存在，姜翼德、詹星 （2006）初步考证出交子的制造地在成都市金牛区辖区内的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6a]。如果地方要印行交子，须经皇帝批准。“绍圣（1094-1097）以后，……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6b]，
第二，限额书放。仁宗天圣年书放交子的限额是125.634万缗（或贯、千）。1缗等于1000文钱。天圣年间（1023-1030）1缗值0.625两白银,可购买两公石米或1亩田。
第三，发行交子要有准备金（即“钞本”），但印行钱引却没有“钞本”。《文献通考》记载：“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7]。交子每界发行要有36万缗铁钱作为准备金。天圣年（1029）限额发行125.634万缗，熙宁五年（1072）“更造”125万缗。前者的准备金为28.65%，后者的准备金为28.8%。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并且不置钞本（准备金），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钱引）价值大跌，钱引一缗只值现钱十数。
第四，交子的面额和管理费率。《宋史•食货下三》记载：“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也就是说，一张交子面文一缗，三年一换。但《宋朝事实》记载，宋朝廷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交子事务。他们上奏说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 熙宁元年（1068），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8a]。同时，交子兑现钱时要扣除30文，管理费为3%，付讫后销毁交子。
图1 是1938 年日本著名钱币学家奥平昌洪出版的《东亚钱志》一书中刊载的一块铜质纸币印版拓片,注明云:“右会子铜版, 竖五寸三分, 幅三寸。文为`除四川外许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版做反文传形, 以印成正文会子, 背夷漫”[8b]。昭明（2007）、李伟国（2011）认为是交子，彭信威先生（2015）认为是钱引。我赞同彭信威的意见。因为北宋的“省陌制”规定面额一百值77文（记账时写为“100省”）。交子兑现时要扣30文。而钱引书放没有钞本，到界时没有收缴和以旧换新，即“毋收易”，因而，钱引兑现时面额1贯兑现钱7770文。
第五，交子的界分问题。所谓界分，就是指交子发行总共多少年，分多少界，每界多少年更换一次。史料记载不一，在学术界争论较多。我们先列出几条史料：
史料一：“公（张咏）以剑外铁缗辎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1011年），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虽极智者不可改。”[9]
史料二：“真宗时，张咏镇蜀，……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10]
史料三：“抹合同簿历。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熙宁元年，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奉圣旨依行。”[11]
史料四：熙宁“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12]。
由上可见，无论是真宗朝书放的交子还是仁宗天圣年书放的交子，到熙宁五年（1072年）时已满22界。如果分界起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到熙宁五年时只有61年，平均2.77年一界；如果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算起，到熙宁五年（1072年）22界，平均每界2.45年。《宋朝事实》记载：天圣元年11月28日至天圣二年2月20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13]。所以，三年一界或二年一界，不是绝对的。
第六，纸币的防伪。宋朝政府对纸币的防伪工作十分重视。设置专门机构，制定法规，依法严厉打击纸币造假贩假违法行为。同时，宋朝政府对印刷交子的印鉴实行严格管理，并加强印鉴防伪技术的创新[14a]。另外，将印钞公吏包养起来，并严格管理。
（二）北宋书放交子、钱引的基本情况
我们按照《文献通考》和《宋史》的记载，以仁宗天圣元年首发官交子算起，即：
1．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11月28日到成都府，至天圣二年2月20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388.46万缗（贯，千）[15]。但仁宗本朝书放交子限额为125.634万缗[14b]。那么，这多出的262.826万缗（贯）可能是真宗时书放的私交子。
3．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交子22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25界125万，以偿23界之数。也就是说，在原22界的基础上“更造”23界，共45界。“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即第22界不收回，再发第23界125万缗。这样，市面上流通的交子为250.634万缗。
4．哲宗绍圣（1094-1097）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请印造，一界率增造15万缗，通旧额书放140.634万缗。
5．徽宗崇宁四年（1105），令诸路更用钱引。书放钱引没有“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钱引不断贬值。
6．大观元年（1107），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藉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1022-1031）一界逾二十倍，即：125.634*20=2512.68万缗。
7．徽宗大观三年（1109），诏钱引41界至42界毋收易，自后止如天圣额125.634万书放。这样，市面上流通的钱引达6209.082万缗。
8．徽宗政和元年（1111），户部言……，请勿减数以祛民惑。又请43界引俟界满勿换给，自44界为改法之首。"而户部详度欲止行44界，其45界勿印[14c]。但南宋接着书放第45界（见表1）。
四、南宋关子和会子的书放与流通
建炎南渡，高宗赵构定都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史称“南宋”。此后几年高宗赵构一直被金军追逐。经南宋军民的顽强抗战，挫败了金军。政局安定之后，四处逃命的高宗于绍兴二年(1132年)定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南宋继承了北宋的货币制度。北宋铸行的铜钱和铁钱仍然在社会上流通。同时，南宋也印行纸币，坚持分界、定期发行和收兑的制度。南宋印行主要是会子。其他的纸币却带有很强的地方性，如钱引在四川印行，关子主要在东南，公据在准西，另外还有湖会和淮交。为此，我们分别做些简介。
（一）南宋的关子与公据
高宗绍兴元年 (1131年)，因婺州 (治今浙江金华) 屯兵，水路不通，运钱不便，便在婺州发行关子，召商人出钱领取关子，凭关子到杭州、越州 (今浙江绍兴)官府向榷货务（国有专营商业机构）兑换现钱或茶、盐、香货钞引，关子面额每1000文钱兑换现钱时要扣管理费20文钱。关子后被用作籴本[16]，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遂具有纸币性质。绍兴三十年发行会子时停用。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 又行现钱关子 (亦称"金银现钱关子"，即新纸币)。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以近颁现钱关子，一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现钱转使，并严格禁罚公私擅减行为[17]。
公据是南宋的一种官方钞券。主要行用于准西。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印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80万缗，淮东公据40万缗，面额有10千（缗）至100千（缗）5个等次。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作二年行使，“许钱银中半入纳”[18]。由此可见，关子、公据可能也是实行“省陌制”，即面额1000文兑现钱770文，否则，就不可能“许钱银中半入纳”。
到南宋晚期，随着会子纸币的贬值，南宋政府于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初发行新纸币即铜钱关子”。铜钱关子也称金银见（现）钱关子、见钱关子、金银关子等。同年十月，先停用17界会子，限一月内换易18界会子；随后即诏行用新纸币铜钱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三”[19]，第三天理宗死，度宗即位后于同年十二月诏令重申此旨。但纸币关子的发行，更促使物价暴涨，史称：“关子行，物价顿踊”[20]。
（二）南宋会子
“会子”的名称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史料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21]。
会子在南宋高宗绍兴末充当“便钱会子”。最初也是兴起于民间。“(绍兴末) 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 豪右主之。钱处和为临安守, 始夺其利以归于官。”[22]绍兴三十年（1160），令户部侍郎钱端礼造会子，储现钱10万缗为准备金，在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国库）。
绍兴三十一年（1161），设立“行在会子务”。因不称临安为首都，故称行在，实为“临安会子务”，并诏会子务隶都茶场[23]。绍兴三十二（1162年）年，制定伪造会子法。当时印刷会子的纸产于徽州、池州和续州，纸币却造于成都和临安。会子初行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自由使用会子[24][25]。
会子的印行制度与钱引大同小异，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会子的印行由皇帝批准，户部印行。户部印行的会子，要在会子上面印上户部的官印，地方印行的会子要印上地方有关官员的官印。例如，孝宗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25]。乾道四年（1168）印行的会子印文为“提领措置会子库”。隆兴元年(1163)湖广总领王珏创行“直便会子”（也称湖广会子），先行地方官印。乾道三年（1167）, “收其会子印板” [26], 由户部直接控制印造。
第二，印行会子必须要有准备金。但准备金的比率没有见到统一的规定。早期临安府印行会子，准备金为10万缗铜钱。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任命户部待郎钱端礼主持会子务，印行会子由国库支付10万缗铜钱为准备金。《宋史》记载：“十二界、十三界除烧毁尚有一万二百余万贯。诏封桩库拨金一百五万两，度牒七千道，官告绫纸、乳香，凑成三千余，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易旧会，品搭入输。”[27]。印10200万贯会子，凑成三千余万准备金，准备金率为30%左右。这与交子、钱引的规定是相同的。
第三，会子的界分问题。初期官会子并没有界分，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印、行的第18界不再有界分，即“永远行使”。到景定五年(1264)十月颁行金银现钱关子（新纸币）,一贯准第18界会子三贯,限一月内以第18界会子收兑第17界会子。第18界仍继续流通,直到宋亡。同时，会子何时宣布分界，史书记载不尽统一。第一是孝宗乾道四年(1168)说[28]；第二是乾道五年（1169）春说[29]。第三是淳熙五年(1178)春说[30]。我们持续第一种看法。同时，会子的界分往往是多界并行，最多的是四界并行（见表2）。
第四，会子的面额。目前所知道的会子的面额有四种：最初是一会一贯；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31]。
第五，会子的兑换问题。会子也是实行“省陌制”，即100文的会子兑铜钱77文。现发现的会子板上有“大壹贯文省”（彭信威.p.319）。如果以旧换新：每道收糜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应旧会破损，但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内有假伪，将辩验人吏送所司，其监官取朝廷指挥。每验出一贯伪会，追究元收兑会子人，钱三贯与辩验人。如官吏用心，讫事无假伪，具姓名推赏。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换，至明年三月十日终尽绝，更不行用[32]。
第六，会子的流通问题。会子面额最小者也为200文。因此，会子往往被商人作为流通手段，如为边际军队提供军粮等物资、买卖国家专营产品和商人之间的异地交易，以及民间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都可用会子。另外，会子可做为支付手段。国家规定，纳税时30%可用会子支付[33]。因此，政府印行的会子大部分会回笼到内库和国库。史料记载：乾道三年（1167）正月，度支郎中唐瑑说："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乾道二年（1166）七月，共印过会子2800馀万道（贯），到乾道二年11月14日以前，共支取过1560馀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间流通的只有980万道。自11月14日以后，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过118.9万馀贯，尚有800馀万贯未收，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贯[34]。实际上，政府也进行调控，“若会子稍多，又出钱银收之”[35]。
（三）南宋四川钱引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务”是经济管理机构。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建炎南渡，高宗绍兴三年（1133）六月诏令在四川恢复钱引印行，以供籴本，以给军需。
南宋四川的钱引印行沿袭了北宋的有关制度。由于北宋交子第45界未书放，故此，南宋建炎二年四川钱引印行时为第45界。第45-59界的界距均为一年；从第60 界开始以每界二年为主，并出现每界三年的情况；第96-99 为每界10年，宝祐四年（1256）以后每年书放500万缗，不再有界分（见表3）。在正常情况下，四川官府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币值（贾大泉.1998）。宝祐四年，蒙古人发动攻占四川之战，四川钱引制度完全破坏。
（四）南宋淮交和湖会
淮交和湖会是南宋时期的地方性纸币。《文献通考•钱考二》：“会子行，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影响到两准和湖广地区的纸币流通。
绍兴末年印行的会子也在“两淮”[36]流通。后因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导致会子贬值。乾道元年（1165），户部侍郎林安宅请示另行会子20万缗，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流向其他路。乾道二年（1166）六月，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缗，只限于两淮州县行使，其日前旧会自由对换。乾道三年印行130万缗，定为第一界，嘉定十五年印行300万缗，为第六界[37]，但每界界距不一（见表4）。
湖会，初名直便会子，是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孝宗隆兴元年，用襄、郢等处大军库储见钱为本，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900万缗，为第一界。但由于“印造之权既专, 印造之数日益”, 加之“荆南水陆要冲, 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于是在乾道三年, “收其会子印板” [38]，由户部直接控制印造。湖会先后印行了六界，但每界的年数不是统一的（见表4）。
五、结束语及评论
与宋代同时期的西欧正处于中世纪的中期（1000-1300年）。中世纪的西欧经历了农业革命，人口开始大幅度地增长，农民进城经商，引起了商业革命和城市化运动。大约在1300年时，当时的米兰有10万人口，巴黎有20万人口[39]。同时，城市化运动形成了自由商人和市民社会，以及由自由商人自愿组织起来的各种行业协会，并摆脱教会的严格控制，实现城市自治。其城市化运动却成为孕育资本主义的胚胎。
反观宋朝，在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首都（行在）临安城（今杭州市）内外的在籍人口有17.4 万户, 约100 余万口[40]。显然，宋代的城市人口、商业规模和海外贸易都远远大于西欧。但宋代没有能形成市民社会。行业协会、城市组织都是管控性的，而不是服务型的。早熟而强大的官僚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和剩余的夺取是过度的。宋代官僚机构建立了复杂而庞大的货币体系。虽然纸币也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大宋王朝既使不被蒙古人灭亡，也难以孕育出资本主义[41]。
宋朝的纸币种类多、规模大，但在北宋，纸币仍然是地区性的货币；在南宋纸币的流通范围大，使用比较普遍。关于 “宋代的铸币制度”将另文介绍。
第一，纸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中国春秋战国就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但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体，从而形成了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日常生活、生产引起的商品交换活动频繁，单项交易额小，故货币面额小，需求量大。唐代开元通宝是一种替代汉五铢铜钱的新形制的铜钱。到五代时却大量出现铁质铸币。宋初，宋太祖曾诏令诸州禁止轻小恶钱及铁镴钱[42]，但宋朝也大量铸行铁钱。实际上，铁钱在狭小市场上流通也是十分方便的。但遇到交易金额大或远距离的交易，使用铁钱就十分不便。1枚铜钱值10枚铁钱，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
早在中唐时期，各道州商人与首都之间进行大量的商品买卖。商人将商品在首都出售后获得的钱交给各道在首都的进奏院取得收款凭证（纸券），回到本道有关政府部门再凭纸券取钱。这种纸券被称之为“飞钱”，但没有充当货币职能，不算纸币。宋太祖时期沿袭唐“飞钱”的办法。这也是纸币创新的制度源泉。
纸币在宋代的出现与纸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唐以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出来；印刷纸币的纸是用楮树皮制造的，故最早的纸币--交子也称“楮币”。实际上，在当时的世界，只有宋朝能印刷纸币。因为纸和印刷术发源于中国，并传播到世界各地，1436 年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1397-1468年)发明铅活字版，并用活字印刷术印制《圣经》。这是五百多年以后的故事。
纸币（交子）首先产生于四川地区。这是由四川地区的特殊的地方性所决定的。根据《宋史》记载，赵宋平定蜀地后，仍然允许当地自由使用铁钱。太祖开宝中（970-972）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43]。太平兴国四年（979），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购买国家专营产品。10枚铁钱值1枚铜钱，但由于铜钱缺乏，商人带铜钱入川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百姓苦之[44]。同时，蜀道崎岖，铁钱很难用于金额大的或远距离的交易，因而，官督商办，创制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第二，宋代纸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同时也执行汇票的功能。
北宋的交子面额最小的是五百文钱，大的是十贯（缗，千）；南宋的会子面额最小的是二百文。在北宋时，1贯（1000文）可购买1亩田地。所以，北宋的纸币主要用于金额大的或远距离的交易。我们举几具体的例子。
（1）纸币取代了“飞钱”。
（2）政府招商入中使用纸币。唐代为边防军队提供粮草主要由政府直接组织服徭役的农民运送。北宋前期也是如此。神宗熙宁年改革实行免役法，加上因公吏运送贪污私分严重等原因，宋政府招募商人直接将粮草运送到指定的军队驻地，再支付纸币或盐钞，商人再到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谓之入中。
（3）宋朝发展了前朝的禁榷制度。宋朝廷在京师和地方特设有“榷货务”，管理专营事务。宋代榷货包括前代已有的食盐、酒、铁、茶叶、矾等，另外增加了药品、香料、醋、铜、锡、铅、粮食、纺织品、煤和舶来品等。商人付纸币向“榷货务”购买盐钞等。盐钞注明产地（盐场），数量和价格等。商人凭盐钞向盐场取货，运输到各地销售。
（4）交税。赵宋政府规定，交税款中可以有30%的纸币（交子或会子等）。在由皇室撑控的内库和户部等管理的国库中存有大量的纸币。《宋史》记载：“景定元年（1260），……封桩库(即内库)十七界会子一千九十五万二千一百余贯，共凑十七界一千四百万贯，充籴本钱。”[45]。
（5）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自由使用会子，等等。
第三，宋代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货币流通的地方性。
宋朝吸收唐朝方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削夺节度使的兵权、财政权，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但货币流通却具有极强的地方性。在北宋,大抵开封府、京东路、京西路、江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西两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西两路、荆西北路等十三路专用铜钱;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专用铁钱;陕府西路和河东路则铜铁钱兼用。在南宋,铜钱限于东南,四川用铁钱,而实际上各地都是使用纸币,金属货币根本不多;纸币也各地不同。在南宋前期有两百三十六、后期有四百一十六处独立的铸钱单位（彭信威.p.292）。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由交通运输费用所决定的区域性市场范围。
第四，纸币的购买力问题。
在宋代的货币体系中，金银的价值最稳定，其它依次是铜钱、铁钱、交子、会子、钱引等。但职能最全的是铜钱，不仅国内老百姓愿意贮存，在海外贸易中也可以流通。纸币与铜钱、铁钱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交子是铁钱本位，会子是铜钱本位。宋代纸币都实行“省陌制”，即面额一贯的交子可兑铁钱770文，面额一贯的会子可兑铜钱770文。
如果纸币印行过多，纸币就会贬值（折阅）。徽宗崇宁四年（1105），令诸路更用钱引。书放钱引jf 没有“钞本”（准备金），不许兑换，随意增发，钱引不断贬值。因此，钱引一缗只值十数钱。
第五，宋政府稳定纸币价值的宏观调控措施。
宋朝政府印行纸币，一方面是为方便市场交换，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掠夺社会剩余和民脂民膏来增加财政收入。因宋朝受西夏、辽、金和蒙古人的侵略，财政经常出现赤字，需要通过印行货币来增加财政收入。从神宗朝交子第22界和第23界并界开始，并界的现象日益严重，到南宋出现四界并列现象的出现。会子第16界，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印行3.29亿万缗，远远高于宋朝的财政收入。例如，真宗天禧末（1021）天下财政收入15085.01万缗;英宗治平中（1065-1066）内外财政收入只有11613.8405万缗钱[46]。南宋中央财政收入大约6000多万缗（高聪明.1999）,但民间流通的会子没有这么多。这是宋代政府所制定的有关纸币制度所决定的。
宋代稳定纸币价值的主要措施是：
（1）纸币印行由皇帝批准，户部及其下设有关机构印行。
（2）限额书放（印行）。例如，仁宗天圣元年印行的交子，限额是125,634万缗。从第一界到第42界，限额不变。
（3）发行纸币要有准备金（“钞本”）。交子以铁钱为“钞本”，会子以铜钱为“钞本”。准备金率都是30%。徽宗朝印行钱引没有“钞本”，但到南宋印行钱引时规定“钞本”也是30%。
（4）分界印行，及时收易。纸币发行分界，并规定每界确定的年数。到年限了，就以旧换新，及时回笼纸币。
（5）内库和国库及时回笼纸币，使民间流通的纸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如果民间流通的纸币过多，内库和国库出钱银收回。例如，1174-1176年有交子3800万缗，但在民间流通的交子只有200万缗，占比为5%。
（6）加强纸币防伪的法律建设和技术创新，严格打击造假行为。
第六，宋代保持纸币价值稳定的做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在上文已述，两宋除铸行大量铜钱和铁钱之外，印行了巨额的纸币（会子），但物价却比较稳定。由图1上图可见，平均米价（公石/银两）是比较稳定的。其中1121-1140年是方腊起义、金攻北宋，北宋灭亡；建炎南渡，1140年金再次攻南宋。这个时期是战乱时期，物价飞涨；由图1下图可见，北宋前期，一两白银可换800多文铜钱，到南宋晚期，一两白银可换三贯铜钱。两百多年铜钱贬值了3倍多。然而，1978-2019年，广义货币增长了102倍，同期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为660.8%。所以，人民币相对于宋代纸币，其币值贬低得过快。
人民币与宋代纸币相比，其根本差别是发行准备金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和有关法规尚未对人民币发行准备进行规范。在计划经济时代，原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通公式的定义，即以计划价格投入流通的大量商品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在中国则表述为“百物本位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发展，人民币逐步国际化。因而，人民币发行准备制度应该创新，在制度安排上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所能接受。
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各国货币发行准备制度的内容比较复杂，但世界货币发行制度的总趋势是发行银行券由可兑现金银向不兑现金银；由现金准备向保证准备；由保证准备发行向货币供应量的管理过渡。问题是如何管理货币供应量，是金融学和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课题。
注释：
[1]《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三》。
[2]《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3]彭信威先生认为交子可能起源于五代、宋初（彭信威.p.314）。
[4]北宋末南宋初人李枚《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
[5]北宋末南宋初人李枚《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
[6a]翼姜德，詹星.交子制造地略考[J]. 成都文物，2006（2）。
[6b]《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志下三》。
[7]《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8a]北宋末南宋初人李枚《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
[8b]（日]奥平昌洪:《东亚钱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9]宋代僧人文莹撰《湘山野录•卷上》。
[10]《宋史•食货下三》；《文献通考•钱考下》。
[11]《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
[12]《宋史•食货下三》；《文献通考•钱考下》。
[13]《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
[14a]《宋史》记载：“朱记,同旧制。绍兴二年,始铸亲贤宅、益王府铜朱记。二十七年,改铸建康户部大军库记。三十年,铸马军司统制、统领官朱记三十二年,铸邓、恭、庆王直讲、赞读朱记。隆兴元年,铸都督府佥厅记,又铸寄桩库记。二年,铸户部大军库勘合库子记二钮,湖广总领所覆印会子记二钮。干道二年,铸成都钱引务朱记。淳熙十六年,铸建康货务中门大门之记。凡内外官有请于朝,则铸给焉。用木者,易之以铜。”（《宋史》卷154志107舆服六）。
[14b]《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三》。
[14c]《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三》。
[15]《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
[16]和籴是北魏至明清政府强制收购民间粮食的官买制度。北魏至中唐，和籴寓有聚米备荒、赈济灾民之意。中唐以后，强制配购性质日趋浓重。至宋，成为括粮养兵的重要手段。宋代和籴比唐代更加广泛。官府和籴的籴本﹐包括铜钱﹑铁钱﹑银﹑盐﹑茶﹑香药直到纸币﹑官告﹑度牒等。和籴有博籴﹑便籴﹑对籴﹑结籴﹑表籴﹑寄籴等几十种名目﹐实际上大致可分置场和籴与抑配征购两类。置场和籴是官府在指定地点招徕富豪﹑商人出售粮草。由于富豪﹑商人和官吏通同作弊﹐操纵粮草价格﹐出售劣质粮草﹐官府往往亏损籴本。宋廷为扭转籴本亏损的局面﹐加之某些时期的财政危机﹐遂愈来愈多地实行抑配征购﹐按人户的户等﹑家业钱额﹑税钱额﹑税粮额﹑顷亩额强制摊派和籴﹐又采用支移﹑折变﹑加耗﹑大斗﹑大斛等名目﹐额外加税。
[17]《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志下三》。
[18]《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志下三》。
[19]《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志下三》。
[20]《宋史•奸臣传·贾似道》。
[21]予嵩.北宋的会子[J].史学月刊 ,1986(05)；刘森.北宋会子刍议[C].东至关子钞版暨两宋纸币——两宋纸币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4年.
[22]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年1 6 《东南会子》。
[23]都茶场：掌给卖茶引。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随行在所榷货务置场，由同一提辖官主管。并置建康(今南京市)、镇江(今地)榷货务都花场，并以行在为名，以都司提领，不属户部。
[24][25][26][27]《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志下三》。
[28]吴泳《鹤林集》卷15《干淳讲论会子五事》、《宋史食货志下三》、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52《楮》和马端临《文献通考钱币二》。
[2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东南会子》。
[3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和《宋史全文》卷26下。
[31]《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志下三》。
[32]《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33]《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志下三》。
[34][35] [36]《文献通考 》卷九《钱币考二》。
[36]（熙宁年间，淮东、淮西即今江苏省长江以北淮河南北的大部地区。
[37]《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志下三》。
[38]《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志下三》。
[39]（(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2007.欧洲中世纪史[M].杨宁，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159页。
[40]姚培锋.宋代浙江地区城镇人口分析[J].台州学院学报 2003（02）。
[41]民主政治、实验科学和以股份制企业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同源的，是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法)保尔.芒图，1991.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杨人楩，陈希秦，吴绪 ，译.商务印书馆，第12-13页。）。这些因素在宋代并不存在。
[42]《宋史》卷180志第133《食貨下二》。
[43]唐肃宗 至德二年， 剑南道置东川、西川两节度使，因有两川之称。以龙门山-大凉山一线为界，四川大致可分为东部四川盆地及盆缘山地区，以及西部川西高山高原及川西南山地区。
[44]《宋史》卷180志第133《食貨下二》。
[45]《宋史》卷178志第131《食货上六》。
[46]《宋史》卷179志第132《食貨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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