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简称：国经中心) 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是集中经济研究领域高端人才并广泛联系各方面经济研究力量的综合性社团组织。中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住所设在中国北京。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英文名称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英文缩写： CCIEE。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简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简称：国经中心) 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是集中经济研究领域高端人才并广泛联系各方面经济研究力量的综合性社团组织。中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住所设在中国北京。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机构设置
办公室、 研究部、合作部、咨询部、信息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会员
本团体的会员由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单位会员包括研究机构、企业、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等；个人会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等。
条件
（一）拥护本团体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团体的意愿；
（三）在本团体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会员加入本团体要遵循以下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理事会讨论通过；
（三）由理事会发给会员证。
权利
（一）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团体举办的各项活动；
（三）获得本团体服务的优先权，优先享有本团体提供的信息资讯等各类资料，优先参加本团体举办的研讨、培训等各类研究及交流活动，优先享有本团体提供的各种研究成果、调研报告及咨询服务；
（四）对本团体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业务范围
（一）研究经济问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国际经济领域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国家宏观经济、财政金融、外资外贸、区域经济、产业发展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和相关政策，为政府、社会和企业提供服务。
（二）开展经济交流。围绕重大经济问题，组织开展国内外智库间的研讨与交流，增进了解和共识；举办论坛、研讨会等活动，为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等之间沟通情况、交流信息、分享成果与经验提供渠道和平台。
（三）促进经济合作。建立和发展与外国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及国际组织的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国内外企业和各级政府，提供合作信息，推介合作项目，为促进国内外经济合作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四）提供咨询服务。为政府宏观调控、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经济政策等提供分析报告和政策建议；为地方政府制定区域发展规划、行业组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等提供智力支持；为企业发展战略、经营决策、海内外投资、兼并重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提供信息、政策、法规等咨询服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目标
办成融汇高层、权威资源，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研究，为公共政策提供智力支撑，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咨询服务的民间智库。同时，该中心将加强同国内外智库、政府、企业之间的联系，为扩大中外经济合作服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级别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成立于2009年3月20日，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理事长为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
国经中心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
执行副理事长八人，分别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副理事长十人，分别是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秘书长魏建国，为商务部原副部长。
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组织机构
本团体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会员大会的职权是：（一）制定和修改章程；（二）选举和罢免理事；（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四）决定终止事宜；（五）决定其他重大事宜。会员大会须有2/3以上的会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会员大会每届五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一年。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理事会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团体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负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基本特色
1、高层次、超部门
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2、“半官方半民间”身份
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不过，国经中心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的做法也引来质疑。鉴于企业单位可能会为中心提供研究经费，有舆论对新智库能否保持独立性表示担心。
3、基金来源多元化
国经中心创立时，国家财政拨了500万元开办费。
中心专门成立了基金来筹资，即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并设有董事会。 基金的来源追求多元化，并委托市场化机构来经营，用基金增值的收入来支持公益性课题的研究，这种方式与国外智库的运作方式一样。目前总目标是筹资规模达到5亿元，全部市场化运作，不用国家一分钱，这有利于保持中心研究的独立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主要活动
实行开放式的组织管理形式，同国内的各个智库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周开一次学术研讨会，请国内对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演讲；每个月要开一次“经济每月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 主要刊物
《研究报告》，《智库言论》，《信息反映》和《会员通讯》
中国最高智库成员名单 原副总理曾培炎任理事长
2009年06月18日 来源：人民网-时政频道
本网六问"中国最高智库" 国经中心浮出水面
人民网北京6月18日电 首届全球智库峰会7月初将在北京启幕，主办方是成立不到3个月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带着外界对这个“新智库”的好奇，本报记者独家走访了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
郑新立说，较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等机构，国经中心成立时间短、力量少。但我们的优势是拥有一大批层次高、有威望、人脉广、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他们包括：
国经中心理事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理事会成员有现任部长，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和张国宝等；有国开行董事长陈元、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等；有来自地方、部委、核心研究部门的资深人士，如中央政研室原主任滕文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国研室原主任魏礼群、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等，秘书长是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别看有个“原”字，他们都曾长期在重要位置工作，谙熟宏观政策，知道用户需求，在重大经济问题研究上能继续作出贡献；还有像北大教授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专家，能领衔组织一些重点课题。
曾培炎：智库要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发挥作用
2009年07月05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人民网北京7月4日电（记者朱剑红、龚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提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智库，在改革和发展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创建性的政策建议。近年来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的交往日益增多，合作更为务实。为妥善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智库需要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合作机制。
曾培炎认为，智库应当发挥知识高度密集、善于运用筹划的优势，加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在引领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实现绿色复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提出，智库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作出积极贡献。首先，应对金融危机要智库提供更多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要形成一些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应对方案，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以尽可能地缩短危机持续的时间。其次，在科学制定公共政策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现在社会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和科学，对日益复杂的经济问题需要提高智库对决策的参与度，智库应当开展公正、独立、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同时，智库应主动加强同政府、企业、公众的联系与沟通，搭建一个畅通的互动平台，争取获得决策者的认同和社会的支持。第三，智库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政府之间对话与交流。这次危机的治理过程表明，没有全球有效的政策协调，就不可能带来全球有效的复苏。除了应对金融危机以外，解决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全球气候问题，能源和粮食安全等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各国之间建立起沟通机制，进行广泛的政策对话。各国的智库应当发挥专业的优势，加强国际之间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沟通，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第四，智库应当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智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其主张有社会影响力，因此智库的研究应当正确反映公众的意见，体现公众的利益，审慎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规律出发，合理的引导社会预期。智库的研究成果应当保持科学性、客观性和严肃性，处理好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的关系。
温家宝批示成立超级智库 曾培炎再“出山”
2009年04月03日
“中国智库”：
学者称中国智库尚不成熟 许多工作亟待开展
全国台联会长：两岸可考虑建立联合军事智库
梁小民：中国智库需“补钙”
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这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
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当选为理事长。
他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新智库成立之际，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
就在曾培炎“履新”的3月份，从全国“两会”到官方媒体，针对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的批评不绝于耳。国经中心成立前一天出版的《瞭望》杂志抨击一些智囊专家只会“揣摩上意”。
在此背景下出世的国经中心，因而被寄予期望。“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超级智库”
3月20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这家“白金级酒店”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这个新智库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
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副理事长10人：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常务理事中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这样的人事架构，被另一家京城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江涌评价为“阵容庞大，规格很高”，“几乎任何一位都是当下媒体所追逐的关键人物”。
新智库的“来头”也引人瞩目。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这事实上为新智库成立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仪式上说。
国经中心甫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刘克崮说。
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高层决策中的角色充满联想。
专家们的低谷
在曾培炎看来，眼下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这是近10年来对决策者最具挑战性的年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宏观调控政策快速调整，使得各级官员和企业界一度手足无措。
“我们最希望获得对未来经济形势、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但过去一年的频繁变化，让我们很迷惑。”在浙江做纺织品生意的叶运堂说。
与此相伴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本报记者 叶一剑 北京报道（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当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3月26日，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在一个论坛上被记者追问对中国外贸形势的预测时，不禁来了一句幽默。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直言“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3月19日出版的《瞭望》杂志则抨击说：“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出现逆转时，‘抬轿派’学者还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的原因外，还在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囿于利益集团的束缚。”江涌说。
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他发现，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由于受到观点必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有利于本部门的论点和论据，否则就会被领导批评。
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也成为国内不少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一个招待会，“邀请了400多人，全是来自中国各重要的行政、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学者，他们过去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一位当时到场的研究所负责人回忆说。
有实力的民间商人也介入到对智库的资助。据江涌所知，山西几位煤老板在北京购置办公室，组织了一个智库，资助一部分专家进行研究，以便“专业地表达符合他们利益的观点”。
在江涌看来，智库机构不受规范地接受外部资助，结果便是“吃人嘴软”，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难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
“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形势对目前的智库体系形成严峻挑战。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中国智库体系的转型。”刘克崮认为，智库系统变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层次、综合性、半官办民的新型智库。
“半官半民”
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这种转型的探索之一。
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针对金融危机这样复杂经济现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
刘克崮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办民的智库，“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国高级智库的“官民结合”就做得很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
因此，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不过，国经中心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的做法也引来质疑。鉴于企业单位可能会为中心提供研究经费，有舆论对新智库能否保持独立性表示担心。江涌也主张，体制内的智库研究应全部由政府出资。
而刘克崮对此则并不格外担心，“任何智库的资金来源都是多元的，以社会来源为主，政府经费为辅，只是要避免单一地接受来自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资助。要以课题费和研究成果为有偿使用为主。”
他举例说，兰德公司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35%的收入来自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基金会等不同的客户。由于实行规范的项目合作制，兰德得以成为美国政府名副其实的“外脑”，保持独立思考。
曾培炎：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
新闻中心——中国网 2013-04-18
内容摘要: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和创新成果脱颖而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解决好科研与生产脱节的问题，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四年多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上看，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期望，主要经济体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继续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全球政治经济均衡状态正在被打破，中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
从国内来看，中国发展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年来克服了国内外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指明了未来前进的方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既要有充分的自信，也要客观冷静地认识国情;既要看到有利的因素、发展的机遇，又要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中国一定能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实现新突破。
国际形势呈现四大特点
综观过去的四年多时间，国际形势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四个“一”：第一个是“一场危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冲击力量大、波及范围广、影响时间长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时至今日，主要经济体需求疲弱，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经济低迷将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各国将为摆脱危机、重拾增长作长期奋斗。
第二个是“一方动荡”。2010年以来，西亚北非多国连续发生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和武装动乱，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也门、巴林等国政局动荡，叙利亚问题正在博弈，伊核问题久拖未决，巴以实现持久和平的基础十分脆弱，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因素仍然很多。总体来看，伊斯兰世界形势不容乐观，中东地区政治乱局的稳定有待时日。与此同时，欧洲、东亚等地区积淀的历史问题和文化冲突再次浮出水面。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给世界经济复苏平添变数。
第三个是“一轮调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全球经济新版图。一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十分乏力，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逐步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兴经济体要求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新老势力围绕分享全球经济治理权力的博弈正在展开。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发达国家致力于改变借贷消费的模式，吸引制造业回流，扩大实体经济比重;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全球范围内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重塑二、三产业关系，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重塑国家间利益分配格局。
第四个是“一次转移”。随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有人甚至提出，21世纪是“亚洲时代”、“太平洋时代”。世界各国纷纷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美国提出了“战略东移”、“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这些都将给国际大格局和国际关系带来深刻调整，也将给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带来重大变化。
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大体上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过去中国实现的高速增长，需求上主要是基于投资拉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累积，以及外贸出口的强劲发展;供给上凭借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以及资源环境消耗。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基数的增大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型，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影响下，今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成为常态。换句话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时代。但是，中国还处在经济发展的成长期，城镇化不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准提高，将释放出巨大而持续的投资消费需求;每年约一千万农民进城，能够弥补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影响;教育水平和新增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将形成新的人力资本红利。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7%～8%的水平上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阶段，应该更加尊重经济规律，更多强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致力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目前，中国经济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四个方面存在不平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0%左右，服务业占三次产业的比重不足45%，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从平衡到不平衡到再平衡”的发展路径。现在已经到了着力解决这个不平衡的时候，调整的方向是：产业结构“由重到轻”，改变过于倚重工业拉动的格局，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着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需求结构“由外到内”，降低对外需的依赖，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地区结构“由东到西”，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中西部发展;收入分配差距“由大到小”，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培育和扩大中产阶级。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能够顺利实现转型，形成新的经济竞争力，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决定未来新兴大国的走势。当然，这种转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第三，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时期，往往也是社会各种矛盾显现的时期。姑且不论是否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贪污腐败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时，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在追求幸福与个人发展方面也有了更多新的要求、新的期待。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也势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现实需要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创新社会管理体系，提高执政水平。将改善民生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加大投入力度，推进配套改革。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大力发展公用事业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类服务业，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扶贫力度，着力解决食品、药品安全和生态环保方面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四，改革进入“攻坚期”。三十多年来，不断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但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内生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显现，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已到深水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决破除一切妨害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选准突破口，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和宏观调控“两只手”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和创新成果脱颖而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解决好科研与生产脱节的问题，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呼吁 亚洲加强基础设施合作
中国网 www.china.com.cn 2013-04-09
本报海南博鳌4月8日电 记者徐惠喜报道：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今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复苏与亚洲的共同发展”分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呼吁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
曾培炎指出，越来越多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敏锐地抓住了结构改革与确保增长这两大难题的交汇点，即扩大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市场需求的放缓将会持续相当时间，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亚洲经济必须尽快转型，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结构调整，催生新的产业门类，就成了加快结构调整，同时确保增长与就业的必然选择。
曾培炎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先行，而且先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联网成片才能实现效益和功能的最大化。为此，曾培炎提出了“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并指出有两项工作必须着手进行：一是开展各经济体之间基础设施规划的交流合作，把各自的基础设施开发规划，同推动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二是为了解决亚洲各国和地区基础设施开发的巨大融资缺口，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多边金融机构或基金，作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平台。
曾培炎强调，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推动本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使之互联互通，则是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倡议的落实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仅要有宗旨和原则，还应有切实可行的路线图，这需要大家共同的智慧。
相关文献：
1、博鳌亚洲论坛
2、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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